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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汉语大字典︾ 修订研究

◇本报记者  曾  江

  通 讯 员  闫超文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语大字典》“古今兼收,源流并重”,集古今汉语言文字研究之精粹,是我国辞书编纂史上的里程碑。随着我国学术文化事业的新发展,对《汉语大字典》进行一次重大的修订已提上日程。学界正对《汉语大字典》的字形、字音、释义、疑难字问题展开专题研究,为《汉语大字典》修订工作提供学术支撑。

字海探赜

展开全面修订研究

《汉语大字典》是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主要任务,规模最大、形音义最完备的大型汉语字典,首版编纂工作从1975年启动,至1990年付梓。随着研究深入和文化发展,《汉语大字典》修订已经列入“十四五”时期的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项目。学界认为,应在学术进展基础上吸收相关研究成果,将编纂修订工作推上新台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大字典》修订研究”首席专家雷汉卿表示,此次修订选择大修方案,涵盖增列字头、修补字形、祛除疑难、修订注音、订补释义等诸多方面。他们将利用现有研究成果增加有文献用例的字头,保持字典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优势特色。《汉语大字典》第一版可资利用的古文字字形资料比较有限,所以字形讹错、遗漏较多,这次修订将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补,具体包括订正错误字形、规范文献出处的标注和补充有关字形。值得重视的是,近30年将近3万个疑难字已考证厘清,本次修订将在全面搜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清理唐宋以来大型字书贮存的疑难俗字,提升字典的整体质量。在修订注音方面,此次修订将遵从字音的演变与规律,兼顾音义结合和汉字形体演变,确保音义匹配合理,重点解决中古音标准问题、古音拼读问题、音义关系问题。

“汉字语用学”是研究汉字使用职能和使用现象的学科。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董志翘提出,加强“汉字语用学”研究,为《汉语大字典》修订打下坚实基础。《汉语大字典》的编纂与修订,涉及文字与词汇两个方面,特别需要重视汉语的字词关系。汉语大字典》编纂与修订既需要弄清汉字的本形本义,也需要弄清文本用字的实际职能,从而厘清各种字词关系及相应的字际关系和词际关系,而这就是“汉字语用学”研究的范畴,所以涉及每个字的“分项、释义、举证”的修订,必须加强“汉字语用学”的研究,因为“汉字语用学”是沟通文字学和语言学的桥梁。

谈到辞书编写过程中多义字的义项处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俞理明认为,“义素分析”是把一个词汇单位内含的意义,分析为若干义素。义素是比词更小的单位,它隐含在词的记录形式“字”的内部,没有直接的外部形式来表示,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分析,用词组或句子的方式,描写出包含在“字”内的各意义要素。通过语义的关联,厘清字义演变的条理,为历时辞书编写中多义字义项的排列,提出一个可供操作的原则,有益于辞书编写的规范性,也可以为字词的历史演变提供基础的研究。

字斟句酌

综合研究形音义

字典编纂要求确立规范,在字典编纂中汉字的归部是一个重要问题。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副院长王勇认为,《汉语大字典》在归部时具有“向检字法原则靠拢”的特点,即它不再有意考虑部首义与字义之间的联系问题。他举例表示,如“扈”字、“所”字在“户”部,而不是分别在“邑”部、“斤”部。但《汉语大字典》在“向检字法原则靠拢”时,在部分汉字的具体归部上处理得还不够坚决,如“塞”字归入“土”部而未归入“宀”部。再就是字典索引、附录等也有修订的必要。

在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彤伟看来,《汉语大字典》前两版在收录字形、解释字义及标注字音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在工作中进一步修订。他以字形方面举例介绍,首先,异体字收录标准不明确。若按应收尽收的原则,则收形不全。“粳”至少有五类十形,但《汉语大字典》只收了四类七形。其次,异体字处理规则不统一。最后,主副形关系未能呈现。主形(正体)选择时应考虑汉语规范问题,如果主形(正体)有历时变换问题,应以适当的方式展现。《说文》至《集韵》都以“秔”为主形、“稉”为异体,明代以后“粳”或成为主形(正体),修订应考虑展示这种历史变化。

数字化时代为人文社科学术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王彤伟认为,数字化时代的字典编纂可以考虑突破只呈现“其然”式结果的编纂惯例,适当体现“其所以然”的论证过程,增强《汉语大字典》的科技感和时代性。雷汉卿表示,他们将全面搜集有关研究成果,将所有成果录入汇总,构建修订数据库。在革新排版技术方面,他们将自主研发排版软件和超大字库,采用高清激光照排,实现《汉语大字典》数字化转型,真正实现全球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