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举办“理论与史学”学术讲座第35讲，邀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鸿宾作题为“王朝（权力）、族群与地域的互嵌——唐朝解体之后的权力走向”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左玉河主持，所内外学者、研究生等40余人参加。

李鸿宾首先从经验层面介绍了他42年以来的治学心路。他最初由隋唐五代史的实证性研究出发，以史学考据训练为鹄的，由此衍发出对史学理论性的追索，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和拓展，逐步走向阐释的领域。据李鸿宾介绍，这次讲座的题目及其内容，是他近年来在阅读和写作中逐渐累积而成的。

李鸿宾认为，唐朝延续了秦汉开创的国体和政体的基本模式，这套体系以皇权为核心，由士大夫官僚阶层维系，加之军队助力，形成三者互相结合、上下垂直的国家统治主体。唐朝开国后，历经高祖、太宗、高宗的持续打造和推展，构建了跨越长城南北、农牧结合的异质性大型王朝。在统一、分裂到再统一的持续衍化之中，中央集权模式塑造的中国王朝，不仅以其强大的行政能力伫立于东亚，更以众多族群的组合贯通中原和草原内外，成为与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并列的世界轴心，主导着那个时代的亚欧世界。这个由世俗权力塑造的王朝，不仅在“一统”“分裂”嬗替之间强化自身的正统合法地位，还以其制度、理念构筑的政治体模式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施加影响，构建了亚欧大陆东缘的政治格局。这意味着成熟且典范的大型王朝，能够对它周边外围地带释放“榜样”能量，进而影响这些地区的政治走向乃至文明类型。

李鸿宾表示，唐朝中国的典范作用更加突出地表现为退出舞台之后的历史遗留。唐朝兼跨南北的一统格局，自高宗晚年开始就频遭挑战。其中680年代初突厥的复兴、吐蕃的咄咄逼人，迫使唐朝放弃了攻势战略，转为防守，它的统辖幅度重回中原本土及其汉系主体人群之中；安史之乱又冲击了中央政权，唐廷被迫将注意力集中于与藩镇的权力争夺之中。这种“内斗”严重地破坏了唐朝的结构性整体，直至被节帅朱温推翻。朱温之后，集中且单一的权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割据，但对“正统”的追求促使那些有能量的政权再度走上了王朝集权的道路，终以北宋的建国结束了农耕地区的混乱；北部幅员更为广阔的地带则由契丹人先行一步建立了游牧农耕并举的辽朝。它们彼此争衡和冲撞，又衍生出新一轮的南北较量。这种较量之所以能够展开，就在于各方均以对手为僭伪、视自身为正统，这恰是唐朝典范施发的效应所致。这与此前匈奴、突厥“滞留”草原、冀望中原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

李鸿宾最后总结道，此次报告始终围绕唐朝政治体的典范模式这一主题，从权力、人群和地缘三个要素及其关联展开讨论。就鼎盛期的唐朝而言，它由胡、汉两个系统的众多族群所组合，具有多样性，但人群的分化不是种姓之别，而是他们依托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地缘环境塑造的重要性于此凸显。但人群布局被打破，与其说是相互交流抑或适应自然生态的结果，不如说是权力的介入所导致。10世纪以后的东亚和中国的权力走向，延续了唐朝模式，其典范效应影响着后续的东亚整体。可以说，它的强盛既吸纳了周边族群进入王朝体系，又激发出另一些势力效法唐朝走上自身政权的道路，这在唐朝衰微和解体之后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唐朝的“法统”吸引着那些政权的冀望者通过各种手段，为获取自身的“合法”地位而相互争夺，最终确立的又是一个一统化的王朝。换句话说，“权力”的“法统”蕴含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使得每个竞争者都有壮大自己兼并对手的意愿，最终的结局就只能是“一统”而非并峙。这应当是理解中国古代王权集中化的一个角度。

左玉河表示，李鸿宾教授视野宏大，将唐朝置于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框架中予以考察，这是历史理论研究需要具备的素养。如李鸿宾教授这样对自身研究的历史领域有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尤为历史理论研究所必需。

在问答交流环节，大家围绕中原中心观、如何理解汉唐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的地位与影响、南北的双向流动、罗马文明外溢与中华文明外溢之差异、“帝国”与“王朝”之概念、隋唐时期中原与周边民族相互交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胡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