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哲学
◇陈先达
对什么是哲学，罗素并没有给出定义，但有个描述性的说法：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至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又像科学一样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
哲学确实没有唯一的答案，但不能说没有答案。不同的哲学对同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不仅对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人生价值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哲学对自身问题的回答也不一样。世界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存在是被感知”和“存在是不依赖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哪个正确？认识从哪里来？有天赋观念吗？等等。看法都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是这样，哲学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没有正确答案的哲学，对人的认识和实践有价值吗？人类为什么需要这种没有答案的哲学呢？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哲学不能是哲学家的胡说八道。哲学可以具有科学性。也就是说，在哲学中可以区分出正确的回答和不正确的回答。从这个角度说，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学说，它不是神学。例如，人的认识只能来自实践，而不可能是头脑中自生的，天赋观念是错误的。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在人类产生以前世界就存在；人类产生以后，在改变世界，但世界并不因此成为依赖人的存在。即使人类不存在，世界仍继续存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因此，世界的客观性是对世界本质问题的正确回答。这种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可以这样说，有些哲学问题可以有正确的答案，有些则没有，正在探索；不能笼统地说哲学没有答案，否则，哲学真像一件破披风，任何人都能披上。马克思作为一门新哲学的创始人，强调哲学应该是关于真理的学说，他反问道：“哲学是不是应该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这句俗语所说的那样，对每一个国家都采取特殊的原则呢？哲学是不是应该在一个国家里相信3×1=1，在第二个国家里相信女人没有灵魂，而在第三个国家里却又相信有人在天上喝啤酒呢？难道存在着植物和星辰的一般本性而不存在人的一般本性吗？哲学是问：什么是真实的？而不是问：什么是有效的？它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
马克思把哲学看成关于真理的学说，而不是根本不可能有答案的思辨学说。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中的变革密不可分。马克思要创立一个不仅能说明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的哲学。如果哲学根本不可能提供真理，只会无休止地自说自话，怎么可能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创造一个科学地说明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哲学学说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正因为它具有科学性，才能发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哲学的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了具有科学性的答案。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提供全部哲学问题的答案。哲学领域无限宽广，我们会面对许多哲学问题，因此哲学是一个大家族，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哲学家都会对哲学提供多样的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狭隘的宗派主义哲学，它能广泛吸收各种哲学智慧。马克思主义创立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八世纪启蒙主义哲学、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都进行过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如此，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同时也应该关注中国传统哲学，关注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成就。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其他哲学的成就和动态呢？在哲学研究领域，孤陋寡闻，只埋头自己的专业，就不可能有宽敞的世界眼界。世界如此之大，科学发展如此迅速，新问题如此之多，各个哲学家都会从自己的角度进行思考。其中，肯定包括新问题、思考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哲学的优秀成果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肯定是有益的。
哲学家是追求真理、从人们熟知而并不真知的事物中揭示秘密的人，他使人学会思考。但从有人类以来，真正的哲学家并不多，这一点叔本华也承认。他说，一个哲学家能为自己在哲学青史中留下名字，就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确实，你读读中外哲学史，数数人头，并不多，即使在哲学最发达的年代，也为数有限。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理解和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具体对象是相对容易把握的，而一旦进入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的层面，就相当困难了，因为它是人们用任何实验工具都无法观察到的，除了借助思维抽象能力，没有任何工具可用。
一个真正的学者，究竟应该是面对文本还是立足事实进行研究？面对文本，我们最多可以做一个哲学史家，而面对事实，面对世界进行思考，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成为一个思想家。面对文本，我们可以成为一位学者或专家，但难以提供新的思想，至多产生照着说之后的读后感，真正的新思想不是来自文本，而是来自对现实的关注。叔本华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譬喻：讨论和比较别人所说过的东西不会特别帮助我们获得对事物的洞见，也不会丰富我们的知识，因为这样做始终就像把水从一个容器注入另一个容器而已。只有通过自己对事物的思考才能真正充实我们对事物的洞见知识，因为只有事物才能永远近在眼前，随时为我们提供认识的活的源泉。如果只从书本中讨生活而不关注现实，在叔本华看来，这种人就好比一次次重复地把旧瓶子倒转过来，生怕漏掉最后一滴水，而对自己脚下潺潺流过的活水却无动于衷，视而不见。他还批评说，对哲学的奇怪和糟糕的定义就是，哲学是一门由纯粹概念组成的学问。
真正的哲学的生长不能依靠编织纯粹的抽象概念，而只能以我们对外在与内在世界的观察和经验为基础。要在哲学领域里做出真正的成就，不可能通过组合概念就能实现。哲学就如艺术和文学，其源泉是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把握。而且，无论一个人怎样沉迷于仰望星空，而忽视地上的一切陈设，他也不可能在世界发展中保持冷血，始终不投入行动并切身感受世界发展带来的震撼。
在哲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区别意见和真理。意见是个人的，真理才是属于大家的。真理如磁石，它永远指向正确的方向，而意见尤其是荒谬的意见，则是错误的路牌，它把人指向错误的方向。真理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它会不断丰富，但不会被推翻。即便在一段时期内由于误解或社会原因被遮蔽，但浮云难以遮日，真理归根到底会被承认。而一种错误的哲学不管它如何流行，如何符合一定时期人们的某种需要而成为显学，但终究会烟消云散，成为过眼烟云。正如一种时髦可以流行于一时，但不会永远流行。
哲学当然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科学知识，因为它必须面对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没有知识依据的玄思冥想只能是空洞的思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来源说，既包括对人类知识积累的继承，也包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的总结，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的依据。但就哲学的对象和功能来说，它并不研究具体科学，因为具体科学只研究世界某个特定领域，而哲学研究世界的整体，是以普遍规律而不是以特殊规律为对象。
不理解整体也难以理解局部，正如不理解人的结构的整体，也难以理解人的任何一个器官的功能一样。就这个意义说，哲学如同乐队指挥，尽管其不演奏任何一种乐器。一个乐队少一种乐器仍然是乐队，而没有指挥则没有乐队。一个乐队既需要乐器演奏者，也需要指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一样，既需要各门具体学科，以便深入认识局部，同样也需要能把各个局部联系起来的整体思想。哲学就是从世界整体把握世界的学说，所以我们把哲学称为世界观。
叔本华曾把客体与精神活动的关系比喻为琴与琴拨子的关系，虽然人有同样的大脑但对相同的对象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像。为什么会这样？人们往往误解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味着对象相同，主体意识必然相同。这是一种机械反映论的观点，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能动反映论的观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在于强调人的思想不是主观自生的，它有其物质根源。那么，为什么面对相同的对象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呢？这就涉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人的意识具有能动作用，人们在接受外界的东西时，头脑中会经过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从而形成对同样对象的不同反映。人不仅是通过大脑反映对象，而且人们原有的前识也参与认识的形成，这个过程中有评价的作用，不同的评价会影响对对象的反映。如果这样说，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岂非无用？不是的。它有用。因为当我们深入研究为什么对象相同而思想、意识不同，或者对象相同而形成的影像不同时，我们还要回到物质第一性，回到存在决定意识上来。因为不同的思想意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肯定有它的现实原因，这个原因不在主体自身而在主体之外的存在。用琴拨子弹琴，不同的人会弹出不同声音，原因就在于琴拨子的力度或弹琴者的手法不一样。如果没有琴拨子，琴永远不会发出声音，否则就是列宁说的发疯的钢琴，自我弹奏。
没有对象和对对象的反映，就没有思想和意识，这是唯物主义；同样的对象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这是辩证法。苏轼有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如果不用琴，只有手指能发出琴声吗？如果只有琴没有手指，琴会响吗？都不行。主体与客体是相互作用的。
主客体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参与反映的不仅有思想而且有心情，情绪不同对事物的反映也不同。情绪上愉快与恶劣的差异，会导致对同一样东西产生爱憎两种不同情感。这就是为什么发怒时，往往会导致认识片面性的原因。情绪不仅影响健康，而且影响认识。中国哲学强调安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定，定而后能得。人只有在冷静时才能正确思考。另外，主客体关系不仅是认识论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因为主体和客体都是在实践基础上变化的，而不是凝固不变的。历史，就是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主客体不是抽象的，也不是静止不变的，毫无变化的主体和客体是不存在的。
哲学应该具有好奇心，没有好奇心就不会推动哲学思考。但哲学的好奇不同于“包打听”，不同于对别人别事感兴趣，哲学的好奇心意在探讨事物的本质，探讨具有普遍性的事物，而不是探讨社会新闻、张家长李家短的闲事。因此，哲学家的好奇可以称为惊奇心，而单纯好打听别人家的闲事，则只是好奇。好奇与惊奇的不同之处在于，惊奇指向求知，而好奇只对打听闲事感兴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
哲学方法论的问题与哲学怀疑论
◇王文方
对多数哲学问题，我们看到的情况往往是：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哲学争论甚至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尽管论证上不断推陈出新，但其论证很难说具有击倒性（knock-down）。那么，哲学讨论是否真的能够带来关于这些问题的知识？如果不能，为什么？对这些问题，当代哲学怀疑论者，如科恩布利斯（Hilary Kornblith）、威廉·莱肯（W. Lycan）和毕比（Helen Beebee）主张：哲学的讨论和研究并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知识；更精确地说，哲学家社群整体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所提出的实质性哲学主张是否为真。
毕比认为哲学怀疑论有两个主要依据：方法论的讨战和异议的挑战。前者指哲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并非“真理导向”的方法论，因而缺乏充分理由去宣称可以藉之获致真理。异议的挑战指不论一个哲学家对某一哲学问题的主张为何，他总可以发现与自身立场不兼容的观点，而这些观点的提出者同他一样理性且有足够见识，这使得整个哲学家社群无权宣称任何一个哲学看法是正确的。学过哲学的人对异议挑战的现象应该不陌生，但为何说哲学的方法论并非真理导向呢？毕比认为，这是因为该方法论中的两个核心部分——哲学证据及理论优点极大化（又称“最佳解释推论”（IBE,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或“溯因法”（abductive method））——皆非真理导向。在证据问题上，毕比举了多个例子说明我们对于多数哲学问题的直觉是彼此冲突的；她认为这些冲突的直觉源自彼此抵触的理论预设，这进而使得哲学家缺乏有效的方法去决断它们中的何者正确。在IBE问题上，毕比指出：科学家有归纳证据去相信IBE可以导致科学真理，但哲学家则缺乏归纳证据去相信IBE可以导致哲学真理；即便我们同意IBE推论中的个别项目是真理导向的，哲学家们仍然缺乏有关它们各自重要性或权重的共识，因而难以决断哪个理论才是“总体来说”最佳的理论。
毕比的说法相当简略，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她所谓的方法论挑战和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必须先要知道：该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多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中筛选出最好的理论。为达此目的，哲学家们通常使用以下多个标准作为筛选的依据：（1）解释广度：能被该理论解释的资料（data；即一般所谓“直觉”）有多少？（2）被解释项强度：能被该理论解释的数据本身有多么可靠或重要？（3）逻辑一致性：该理论是否在逻辑上不矛盾？（4）非特设性：该理论是否是为了解决某问题才特别提出的想法？（5）融贯性：该理论是否与其他已被接受的理论相融贯？（6）本体论简单性：该理论是否假设了较少种类的事物？（7）解释简单性：该理论是否使用了较少的基本概念，或使用较为精简的方式去解释数据？（8）保守性：该理论是否在逻辑上蕴涵我们许多既有看法为假，并因而要求我们大幅修改既有看法？（9）清晰与精确性：该理论所使用的概念是否清晰，内容是否精确？（10）解决问题的能力：该理论能否解决它所瞄准的问题？解决的方式是压制式的（overriding）或抽根式的（undercutting）？（11）成果丰富性：除了它所瞄准的问题外，该理论是否还有别的应用性？
如果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数xi去表示每项标准的重要性或权重，且使用另一个数字yi去表示一个理论在某项标准上的得分，那么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每个相互竞争的哲学理论在IBE评估上的总分（如果理论T在各项的得分分别为y1, y2, …y11，那么该理论的总分就会是（y1×x1）+（y2×x2）+...+（y11×x11）），并由此挑出一个得分最高的“最佳理论”。有些哲学家乐观地认为这样的客观评分是可能的。而毕比则对此表示质疑：一是我们的哲学直觉经常彼此冲突，而冲突中的直觉何者正确的争议，在哲学家间缺乏不预设理论的解决方式；二是IBE中各标准的权重为何以及各种理论在各项标准上的得分应如何决定，在哲学家间也常有争议。基于这些争议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毕比认为IBE并非真理导向的方法论，不会带给我们任何哲学知识。
我个人十分同情毕比的看法，也和她一样对哲学抱持怀疑论立场。但我认为她显然低估了当代哲学方法论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也无法解释一些常见现象。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遍IBE中的各项标准，就会发现其中有些问题显然被毕比忽略了。首先，有的标准本身是含混的，如“非特色性”“强度”和“压制式”，这使得哲学家们对其进行评分极为困难，甚至存在任意性。其次，有的标准存在争议性，如逻辑一致性。相信有些矛盾句为真的双面真理论者便倾向于认为该标准并不具有重要性。最后，有的标准，如融贯性，诉诸了其他同样需要IBE评估的理论，因而应用该标准时将有导致循环或无穷后退的可能。除此之外，我认为IBE方法论还有以下两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足以瘫痪该方法论本身：正确的逻辑问题以及直觉的稳定性与可靠性问题。
第一，正确的逻辑问题。IBE中的多项评估标准，如保守性、解释广度和融贯性，都与“逻辑后承”关系或逻辑本身有关：为了看出一个理论T是否抵触某些既有看法，得先从T逻辑地推出一些与该看法有关的后承；为了说明T的确可以解释某直觉I，需要证明T逻辑上蕴涵I或至少高度支持I；为了说明两个理论彼此是融贯的，得证明它们在逻辑上不会共同推出矛盾。由于我们的哲学理论是以日常语言表述的，因而在应用逻辑方法推出哲学理论的后承时，我们需要使用“对日常语言来说正确的逻辑”。问题是：该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呢？这个问题是当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不幸的是，当代哲学家们对此问题所给出的答案不止一个。有些哲学家认为日常语言的逻辑是弗雷格在19世纪末所提出的经典逻辑，有些哲学家则认为，该逻辑是某种非经典的弗协调逻辑或三值逻辑。关键的地方在于，不同的逻辑对两个语句之间是否有逻辑后承关系可能有不同的判断。例如，经典逻辑认为一个语句的双重否定逻辑上蕴涵该语句，但直觉逻辑则认为该蕴涵关系并非普遍成立；经典逻辑认为一个矛盾句逻辑上蕴涵任何语句，但弗协调逻辑则认为该蕴涵关系并非一定成立。这种不同会影响我们对一个理论在某IBE项目下得分多寡的判断。因而，为了使用IBE评估哲学理论，我们必须先决定对日常语言来说哪个逻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这个问题本身仍是一个哲学问题并且存在不同答案。我们要如何决定哪个答案才是正确的呢？如果我们再度使用IBE方法，显然会面临循环性的问题；但我们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吗？我认为这个问题是IBE中一个无解的问题。
第二，直觉的稳定性与可靠性问题。如果正确的逻辑问题在IBE方法论上无解，我们在IBE中唯一能要求的便只剩下我们对各种哲学问题的直觉判断了。毕比认为这些直觉不但经常冲突，而且还各自预设了不同的哲学理论。但是，毕比的看法不仅无法解释哲学家为何有时（或经常）会改变立场，而且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哲学家们经常同意其对手不同于己的直觉“其来有自”（有一定的根源），且非单纯源于预设的理论，因而觉得其对手的直觉需要某种合理的解释。此外，毕比的看法也不容易解释为何我们有归纳证据去相信IBE可以导致科学真理，但缺乏归纳证据去相信IBE可以导致哲学真理。我相信，对上述三个现象的合理解释都根源于哲学直觉的不稳定性与不可靠性。由于IBE方法论对哲学直觉的依赖性强，而后者相对于科学数据既不稳定亦不可靠，因而IBE在哲学上无法像科学一样导向真理；由于哲学直觉的不稳定性与不可靠性，故哲学家经常得承认其对手的直觉其来有自，因而需要某种合理解释；而哲学家之所以可以轻易改变哲学立场，那是因为他们通常清楚地意识到哲学直觉的不稳定性与不可靠性。甚至，由于其不稳定性与不可靠性，哲学直觉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被操弄的”。所谓“操弄直觉”，我指的是哲学家将自身或对手原本认为正确的直觉解释成“其来有自，但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当代哲学家早已熟悉不止一种“操弄直觉”的技术，这更使得任何哲学直觉都不具有确定性。例如，哲学家原本（或其对手）认为是正确的直觉可以透过“解释掉”（explain away）的方法而显得“虽然其来有自，但其实不正确”；而原本认为互相冲突的直觉可以通过诉诸语境（context）的手法而显得没有真正的冲突。此处所谓“解释掉”的手法有很多种，如虚无论者常以“改写”方式去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很自然（但错误）地认为组合物在现实中是存在的”；格赖斯（H. P.Grice）诉诸“会话蕴涵”去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很自然（但错误）地认为某些古典逻辑上有效的推论是无效的”。
我认为，上述这两个因素才是真正使得我们不可能使用IBE去对任何哲学理论作出无争议评估的重要原因。由于当代哲学实际使用的方法就只是IBE，因而对于多数哲学问题来说，该方法根本不可能对哲学问题提供真正的解决与知识。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特聘教授）
编者按
陈先达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躬耕哲学领域近七十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陈先生厚积薄发，先后撰写了一系列哲学随笔，如《静园夜语》《哲学心语》《静园夜话》《漫步遐思》等。近日，陈先生汇聚多年思想灵感，又推出新作，深入浅出地解答了哲学认知、人生智慧、人的地位与价值等命题，饱含生活气息，引人入胜。承蒙俯允，本版将陆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