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段锦航  杜晓静

5月23日，2021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在西安召开。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上百位学者围绕“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学”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表达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大国之间的博弈，正在重塑当今世界格局。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表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诸多新现象、新问题都需要社会学探索解决，国内社会建设道路也需要社会学的总结。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支撑。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必然要求我们始终把学术研究聚焦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课题，在加快构建社会学“三大体系”的同时，继承和发扬几千年来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品质。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表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之义。研究社会现代化的相关问题，是社会学研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主题。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结构，一方面包含着现代化是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其现实意义，即这种概念结构应当真正具有实践性，既要反映中国现代化实践自身的逻辑、方向和目标，又要对实践本身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边燕杰提出，要深挖本土知识，勇于理论创新，坚持科学实证。中国学者做理论研究必须关注中国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研究从哲学角度来讲应直接成为中国主体性研究，在提出中国主体话语时，应基于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利用本土知识提炼标识性概念，并且让知识理论跨界，坚持地方性和国际性的结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石英认为，中国将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逐渐进入新发展阶段。从以往经验来看，工业革命在带来生产力变革的同时，也将伴随着传统职业的消失和新业态的诞生。西方学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工智能将带来史上最大规模的就业变迁，大规模失业潮将随之到来。石英认为上述论断过于悲观，机器学习本质上是人类设计的一种算法，只能停留在模仿阶段，不具备自我意识，也无法获得人类所拥有的审美、理解和创新能力。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人工智能替代“技术性”岗位的过程将伴随网络社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发生，互联网将赋予传统工作新形态、催生新业态。

基于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回顾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治理是“人民本位”的社会理念，是不断推动“社会共同体”构建的社会实践过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从历史角度阐释了我国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即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经历了从缩小到扩大再到缩小的变化过程。针对东北经济下滑问题，在排除自然条件、工业基础、社会结构因素外，他认为老工业基地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有足够的耐心，同时增强忧患意识，跨越资源产业和重工业的路径依赖，选择内源式多样化发展道路，要跨越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少杰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从结构论转向空间论，从普遍论转向差异论，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从生产世界向生活世界转变。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关的时代课题有空间社会学、网络社会学、风险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这些课题皆是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学者针对这些课题开展了诸多深入研究，今后要用更长远的眼光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李友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成功地跨越了现代化“悖论”，不仅实现了经济增长，而且实现了社会长久稳定。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社会能够在改革大潮中保持稳定，其原因在于中国国家治理的“韧性”，这种特质体现在公共政策、官员管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多个方面。国内一些学者则从执政党的自我完善和自我修复能力，以及嵌入型治理的制度吸纳能力、技术治理的发展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韧性”。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陈心想提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可能会面临碎片化社会和风险社会两种后果倾向。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将加速碎片化社会的形成，而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又对我国的集体凝聚力、系统抗风险能力提出了要求，建立“反碎片化”共同体是大势所趋。

构建有效社会组织形式

在石英看来，我国新生代劳动者倾向于选择个体化、分散化和灵活化的“新”就业领域，这一变化将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提出更高要求。目前，人社部也在针对灵活就业形态制定社会保障办法，具体包括：就业形式多元化、就业管理数字化；组织方式平台化、平台用工规模化；兼职工作便利化、零工就业全时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应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依托数字经济建设更新各学科发展，提高人们的科学精神、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

李友梅提出，我们应借鉴历史的视野、哲学的理念，通过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的深层认知，深入挖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以社会主义理念为指导的文明是如何突破外界政治经济的限制，在持续的社会变革中实现自我发展的。我们要探讨的不仅是特定的治理方法，更多的是特定“文明”的肌理与运作逻辑，以及该文明是如何应对“现代化”考验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中“共同体”概念的核心为“互依共存”，意味着集体性、凝聚力和系统性。因此，铸牢“互依共存”的命运共同体是反碎片化、对抗现代性风险的可靠路径。陈心想认为，“美美与共”的大同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这与我国建设现代化社会过程中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引导人们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社区之间、阶层之间和个体之间的联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以社区为单位，将具有弱关系的个体整合起来共同抗疫，取得了良好成效。这一实践经验表明，创造“弱关系”、为人们创造互相了解的机会，是将个体嵌入整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树立共同体意识是实现社会团结和秩序的核心，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应以交往交流交融为主旨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铸牢互依共存、生生不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及社会学系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