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纳科·斯特凡诺夫/李丽娜译

21世纪初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时期。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大大超过预期，为中国社会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彻底摆脱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中国实施了通过教育和科技促进国家进步的战略方针，其核心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在全球危机”之前的这段时间清晰地表明，改革进程的展开及其结果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开创了新局面。

全球危机是一个

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现象

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是一种复杂又矛盾的系统现象，它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深深融入全球劳动分工体系。

在“全球危机”的第一个阶段，此前给国外市场提供大量消费品的中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尽管如此，中国成功地应对了出现的问题，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国内消费模式开始取代作为中国经济关键引擎的出口模式。“全球危机”的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之为“隐性阶段”，因为在造成危机的主要资本主义中心——美国和欧盟，通过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来解决矛盾。就其本质而言，它是通过大量释放资金流动性，即所谓的“开动印钞机”，“隐藏”了危机的明显迹象，但并不能解决矛盾。在中国，为应对“全球危机”，地方政府积极引导民营企业。总体而言，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原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大国。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进程。1978年之后的40余年里，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创造方面的优势超过了占世界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它还展示了在“全球危机”第一个阶段的优势，即对外部危机的抵抗力明显增强。 

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得以继续保留，这些特征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开始逐步形成，即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与多种所有制并存。毫无疑问，这种模式本身也在发展。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前半期，侧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但它在政治、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结构依然存在。

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许多项具体任务，目的是确保国内和全球稳定、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以及改善人民福祉。换言之，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必须在今天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实现下一个“飞跃”。从寻找“新常态”的意义上讲，它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相适应。

应对全球危机中国有方案

2014年11月，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新常态”概念。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第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创新驱动，而非靠投资来驱动。

随着有关战略的实施，中国将不再是把竞争力建立在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廉价低技术产品的“世界工厂”，而是转向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接下来的几年中，尽管中国的GDP增速放缓，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中国依靠国内消费作为稳定国民经济和独立于外部环境的基础。2019年的前八个月，零售额的增长是互联网和农村贸易发展的结果。收入的增加提升了中国农民的购买力。努力扩大国内消费是中国共产党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就如脱贫攻坚政策一样。

2020年初，中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中国得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并开始了经济和社会的恢复进程。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目睹了西方针对中国进行的各种形式和规模的攻击，这些攻击可称之为“混合战争”。这一切表明，中国人民及其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在未来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表明，尽管会遇到困难、会有矛盾，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遵循一条清晰的路线前行，从不退缩。我们相信，他们现在不会退缩，将来也不会退缩。这条路线就是为了捍卫中国劳动者和国家利益而工作、工作、再工作。

（作者系保加利亚“圣克里门特·奥赫里德斯基”索非亚大学、“帕伊西伊·希伦达尔斯基”普罗夫迪夫大学教授，保加利亚全国和平委员会主席）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