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2版:A02

全面看待科研人员多机构任职现象


■汉娜·霍滕罗特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悠然

在许多国家,科研人员同时就职于多家机构正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现象,这可能与科研成果评估机制的变化有关。此前,《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会刊》刊发了一篇名为《学术界多机构任职情况增加》的论文。该文通过分析期刊论文作者信息,考察科研人员多机构任职现象的普遍程度、类型和原因,首次提供了关于这一现象的系统性、国际性、大规模证据。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该论文作者之一、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创新经济学教授汉娜·霍滕罗特Hanna Hottenrott)。

个人和制度因素共同驱动

机构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霍滕罗特表示,机构影响着科研人员获取资源、网络、科研基础设施的机会,因此在部分程度上决定了科学发现。机构的声誉对科研人员个人的职业轨迹也有影响。基于绩效的科研资助机制则进一步提升了机构的价值。

在霍滕罗特看来,科研人员多机构任职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就职于享有盛誉的机构可能给科研人员带来累积优势,在主要任职机构之外的其他机构担任职务可以使科研人员获得更多资源,有助于他们拓展人际网络。许多国家拥有知名的公共科研机构(public research organization),它们的科研产出可观,但不设教学岗位。这些机构的盛名和高水平科研基础设施对高校学术人员具有吸引力,很多政府也鼓励高校教师在公共科研机构担任职务。第二,在国际合作研究中,人员流动性高,团队成员可能以学术团体成员、访问学者等身份参与。机构和科研人员双方可能将这些联系正式化,以促进知识交流,避免人才流失。这对减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研产出不平等起着重要作用。

不过,多机构任职趋于常见不完全是由于科研人员个人的职业选择,机构排名和科研评估也是部分原因。近些年,一些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科研资源分配过程改革,采用以各种“研究卓越计划”(research excellence initiatives)为代表的、基于业绩的资金分配方案。例如,俄罗斯的“5—100项目”(Project 5-100)、英国的“研究卓越框架”(REF)、德国的“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等。“研究卓越计划”在高等教育系统内引入竞争,以刺激高校提高科研能力和效率。能否入选“研究卓越计划”成为影响高校排名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高校为快速提高排名,选择引进外部人才而非进行内部培养或业务改革。在俄罗斯和法国,“研究卓越计划”推动了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加强合作,多机构任职也更常见。

多机构任职或成常态

为进一步了解不同国家科研人员多机构任职的情况以及他们与“研究卓越计划”之间的关系,霍滕罗特等研究人员考察了发表于1996—2019年的22198910篇论文的作者信息。这些论文属于所有科学期刊分类(All Science Journal Classification)中除“跨学科”之外的26个科研领域,涉及15234353名作者。

这些作者来自中国、阿根廷、罗马尼亚、俄罗斯、新加坡、韩国、南非和除拉脱维亚、卢森堡、冰岛之外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因为这三个国家高校数量过少)。如果一篇论文至少有一名作者就职于两家及以上的工作机构,该成果就被算作“多机构任职论文”;如果一名作者一年内发表的论文中至少有一篇列出了两家及以上的工作机构,该学者就被算作“多机构任职作者”。作者工作机构的类型包括:高校、研究所、医院、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及其他。作者列出的第一个任职机构被视为主要机构,其所在的国家被视为原属国。

霍滕罗特等研究人员发现,多机构任职在全部科研领域、所有质量层级的期刊、大多数国家都呈增加趋势。以论文计算,“多机构任职论文”在历年的论文中平均占22.9%,2001年占比最低(14.7%),2018年占比最高(32.5%)。以作者计算,“多机构任职作者”比例从2001年的9.8%升至2019年的15.9%。“多机构任职论文”比例最高的领域是神经科学(34.9%)、免疫学(32.4%)、生物化学(31.6%),比例最低的领域是商学(9.3%)、社会科学(9.8%)、艺术和人文科学(10.6%)。整体来看,自然科学更盛产“多机构任职论文”。霍滕罗特告诉本报记者,在资源密集型的科研领域,多机构任职增长更明显。在自然科学内部,多机构任职的普遍性与科研人员对科研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有关。

虽然近年来多机构任职在几乎每个国家都变得更为常见,但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在美国,自1996年以来“多机构任职作者”比例保持在9%左右;在中国,“多机构任职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增长,到2005年达到高峰,随后增速放缓;在欧洲,“多机构任职作者”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初期至中期迅速增加,法国和挪威格外突出。在国际层面上,跨国多机构任职呈现出“核心—外围”的网络结构,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占据中心位置。不过,跨国任职在所有多机构任职中所占比例仅略超20%;在多机构任职最常见的国家,研究人员也以国内机构的职位为主。这说明相较于科研人员跨国流动,国家层面的科研和高等教育政策对多机构任职的驱动作用更大。

从工作机构的类型来看,约半数的多机构任职涉及两所高校或一所高校和一家研究所。这两种组合驱动了多机构任职的全球性增长;自21世纪初起,“高校+研究所”成为比例最高的组合形式。“高校+医院”也很常见,这是医学领域最普遍的组合形式。涉及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的多机构任职都较少见,工程学科研人员在企业中拥有职位的概率高于其他学科。

霍滕罗特等人还对比了2002—2018年首次引入“研究卓越计划”且相关资金超过100万美元的17个国家(A组)与未引入“研究卓越计划”的国家(B组)。他们发现,2002年以前,大多数国家的“多机构任职作者”比例保持平稳或略有下降,且两组国家水平接近;2002年以后,两组国家的“多机构任职作者”比例都在上升,但A组的上升幅度更大。

机构评估和排名机制有待改善

霍滕罗特谈到,已有研究显示,随着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上升,扩大科研团队规模、增加跨机构合作成为重要的应对机制。从这项新研究来看,多机构任职可能也是一种应对机制。过去20年里,在中国、挪威、俄罗斯、德国、新加坡、法国、以色列等开展结构性科研资助改革的国家,多机构任职的增加更为显著。随着科研资金和产出向少数精英机构集中,多机构任职可以作为科研人员应对资源获取不均的一种方法。有些国家的科研资金分配机制明确鼓励跨机构合作,这也会促使论文作者列出所有的任职机构。

此外,文献计量指标在科研资金分配中的重要性上升可能驱使科研机构聘用成果丰富的科研人员,以提高自己在资金申请竞争中的成功率和在机构评估中的排名。此次研究显示,顶级期刊的“多机构任职作者”比例高于低影响因子期刊。多机构任职还可能反映了科研人员得到的本职机构的支持减少或不足,特别是高校科研活动的资源限制和学术职位“随意化”迫使高校科研人员在主要任职机构之外寻找资源和工作机会。这是科研资源集中程度上升、高等教育分层(stratification)的结果,科研资助机构应对此进行思考。

霍滕罗特对本报记者表示,科研人员多机构任职是一个值得学界给予更多关注的现象,对于它将给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和整个科学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目前还了解甚少。现有研究结果表明,为提高职业“能见度”、获得更多资源,科研人员常常自发地任职于多个机构。就这一点而言,多机构任职是有益的。令人担忧的是,多机构任职可能使科研产出难以归于单一机构,进而扭曲基于成果发表的机构排名。但导致该问题产生的可能不是多机构任职本身,而是建立在成果发表数量之上的机构评估和排名机制。

霍滕罗特表示,我们现在掌握的具体信息还太少,需要就科研人员受聘于多家机构的合同细节开展更多研究。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没有必要对多机构任职进行批评。更明智的政策是认可科研人员任职的每一家机构对其成果的投入,就像认可每一位研究者对一项科学发现的贡献。然而,这需要学术界就机构作出贡献的标准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