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星寰

近年来，在学术界各种“文本”的研究浪潮中，“超级文本”（сверхтекст）研究异军突起。“超级文本”往往指向具有地理意义的地方性文本（包括首都文本、外省文本或区域性文本），是联合了属于不同作者对于某些特定的话语单元和地方性情境重复叙述的文本集合体，作为语料库，它们进入一个民族文化的总系统。俄罗斯文学的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是两个既独立自在、又相互关联的“超级文本”系统。由于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着对话性和协同性，我们尝试以跨学科的“协同学”理论为研究路径考察它们之间的动力学协同机制。

“协同学”（Synergetics）是由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教授创立的一门关于协同合作的科学，它是在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协同学理论主要研究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的交互中，如何通过自己内部的协同作用，自发地选择和排列其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对于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的协同机制研究而言，它们之间的“文本之内的关联”和文本之外的交互”需要同时关注。

两个“超级文本”系统的相互关联

在整个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颇值得探究的现象，即“两个文化中心”。比如，在基辅罗斯时代的基辅和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公国时代的莫斯科与诺夫哥罗德；彼得时代的莫斯科与彼得堡；苏联时代以及解体”之后的莫斯科与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两个文化中心的存在，使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发展充满了竞争和相互钳制的张力，同时也保持了其发展的持续性。历经三百年的沧桑变幻，“两个文化中心”并存的结构对于俄罗斯而言，仿佛是一种宿命，它们有着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内在需求。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莫斯科与彼得堡完全形成了“以对话为主体和以独立系统的丰富内容为基础的二元对立形态，而独立系统的质量不仅受制于它的组成部分，而且与它的结构休戚相关。如此一来，莫斯科与彼得堡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文化的元系统”。

文学“彼得堡文本”的构建对于文学“莫斯科文本”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著名学者А. П. 琉森认为，“将彼得堡认识论模式的推演法用于莫斯科时空，首先有益于在理论层面挖掘В. Н.托波洛夫和其他研究者们所研究的‘超级文本学’和‘莫斯科学’的潜能”。“莫斯科文本”研究专家Н. М. 马雷金娜则建议将“‘莫斯科文本’按照彼得堡文本的模式确定”。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将关于彼得堡文本的所有论证和文本模式完全转移到对莫斯科文本的研究之中。因为将一种文本构成的一系列参数和标准完全投射到另一个文本之中会消解两个文本的各自属性。所以在对这两个文本系统的“协同学”研究中，首先要以两座城市最核心的原始代码和城市的文化属性为前提，因为这是两个“超级文本”系统动力学发生机制的“源头”。

数百年来，俄罗斯文化在各种矛盾的产生和诠释中不断发展，其中在彼得和彼得之后时代，莫斯科与彼得堡“两个文化中心”的对立尤为突出。从时间上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即彼得时期（1703—1918），从彼得堡建都到迁都莫斯科；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1918—1991），从迁都莫斯科到苏联解体。这期间，莫斯科与彼得堡在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角色互换”共发生四次，即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1917年“十月革命”后、“卫国战争”的爆发、从战后到“解体”前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两座城市在俄罗斯历史文化的拓扑地图中“首都与外省”“中心与外围”的几次角色反转，致使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的代码系统不断增值变换。在21世纪的今天，两个“超级文本”系统的对话协同机制依然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

众所周知，自成一格且相互关联的俄罗斯文学的“莫斯科题材”与“彼得堡题材”早在18世纪便已存在，但是按照俄罗斯学界的观点，那一时期尚处于“莫斯科文本”和“彼得堡文本”的“前文本”阶段。1984年，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彼得堡文本”在俄罗斯学界得以确认。尽管是否存在俄罗斯文学的莫斯科文本学界尚有争论，但依据大量莫斯科文本研究的学术史调查以及一系列莫斯科题材文本的个案研究，我们倾向于确认它的存在。我们认为，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既存在系统的“自组织”运动，同时它在与彼得堡文本的对话中也深受后者的影响。在历史的演变中，俄罗斯文学“莫斯科书写”的创作者们有一个从“题材”向“文本”过渡的自觉过程，这是一个由创作者和文学自身的“自组织”过程。所谓“自组织”过程，即“在一个开放和高度不平衡的系统中自发地重新结构的过程”，它通过重新设计现有系统并在系统的各部分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来实现。

两个“超级文本”系统间的

“临界涨落”和“对称打破”

我们可以参照М. С.卡冈在《美学和艺术系统论》中提出的艺术系统论观点，将上述两个“超级文本”系统视为一个完整且开放的艺术体系，通过对它们的代码系统的对称性和潜移性分析，把握其二元对立、相融共生的动态协同机制。经研究发现，在俄罗斯一些重大的历史变故中，两个“超级文本”系统的代码常量（指那些具有“莫斯科属性”和“彼得堡属性”、表示城市文化起源和现实的空间区位、地理景观的代码）基本保持不变，但是那些具有隐喻功能的代码参数则会随着莫斯科与彼得堡在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角色互换”而发生潜移和对位。例如在上述两个文本系统之间出现的表示城市类型学符号、城市意象、城市景观形态的宗教、意识形态隐喻、城市时空的人物类型学代码的潜移和对位。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彼得堡城市之名的改变，彼得堡文本的核心概念——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其所指与能指之间会发生延异。城市之名的变化致使20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彼得堡文本具有隐喻功能的代码激增。

所谓“潜移”，是指两个“超级文本”系统中一些具有隐喻功能性代码的悄然位移，即从一个文本代码系统向另一个文本代码系统的暗中移动。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20世纪上述两个“超级文本”系统中莫斯科与彼得堡的城市形象上。例如，在彼得堡文本中，彼得堡形象会与原本属于莫斯科文本的代码系统中的“英雄之城”“大墓地”等意象发生关联。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文本中的莫斯科形象则被分别赋予“第二巴比伦”“基捷日城”等不同意蕴。这种“潜移”现象，致使两座城市形象在本体论层面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和悖论性。

所谓“对位”，是一个音乐术语，在本课题的研究语境中，意指在两个“超级文本”二元对立的代码系统中出现的同码现象。比如，在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的代码系统中同时出现过“迷宫”意象，进而两座城市同时被喻为“迷宫”城市。它们的区别在于彼得堡的迷宫性是直线型的，而莫斯科的迷宫性是弯曲、断裂型的。“同码”现象的出现反映了文学对于两座城市在现实生活中“角色”变化的不同反应。也就是说，这些“同码”在每一个特定的思想文化体系中，理解上是不同的。

总之，潜移与对位现象源于两个“超级文本”系统边界的相互渗透。这种渗透使两个“超级文本”发生关联并引起内部结构的变化，用“协同学”术语来说，就是两个“超级文本”系统之间的“临界涨落”和“对称打破”现象。所谓“临界涨落”原本是一个物理学的现象。例如，水在100℃沸腾，如果超过这个临界温度，水分子运动就会特别强烈。这时就出现物理学家所称的“临界涨落”。而“对称打破”则是指某种稳定结构中由于“临界涨落”所引发的一个后果。但“常常只是一个小小的涨落，就将最终决定事件的主要发展方向”。沿着“协同学”理论路径，我们发现莫斯科与彼得堡在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每一次“角色互换”，都会引发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代码系统的重新组织，引发“临界涨落”与“对称打破”现象。我们可以将两个系统的代码参数视为相，将它们之间的动力学生产过程视为一个相变的过程。由于这种相变不断发生，致使这两个“超级文本”系统在与外界交互和内在整合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增值，逐渐发展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个开放系统里，它们各自损耗的能量成为对方的能量来源。

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我们可以通过文学的棱镜透视俄罗斯，通过文化的棱镜透视文学。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的协同与对话，以及文本生产机制受控于两座城市之间的“信息交流系统、符号演变系统和价值哲学调节系统”的制约。信息交流系统的活跃促成了两个“超级文本”系统外的文化交互；符号演变系统，一方面折射了在“文本之外”文化交互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文本内在结构的“临界涨落”和“对称打破”现象的佐证；价值哲学调节系统则最终制造了两个“超级文本”系统中语义符号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有些语义尽管符合两座城市的现实特征，但是并不符合两座城市的形而上学特征。在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中，莫斯科与彼得堡的“角色互换”的现实意义与文学反馈的美学意义并不相符，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将“协同学”理论运用于俄罗斯文学两个相互关联的“超级文本”系统的研究，有利于考察二者之间的协同与对话及文本生产机制，从而在方法论上为国别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大量相互关联、对话的地方性“超级文本”系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理论依据。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研究”负责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