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晨

随着南宋书院规模的不断扩展和书院制度的逐步完善，特别是如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一批致力于书院教育的学问大家们倾心教授、潜心办学，“书院”逐渐成为南宋有志学子求学路上的首要选择。对于那些有志于求道明理的南宋学子而言，就学书院无疑是促使其学业精进的最佳选择；而对于那些志在进阶仕途的学子来说，南宋书院的日常教学虽不着意于“场屋之学”，但亦多有如白鹤书院学子“赴类省试者会文其上，是岁自类元王万里而下凡得七人，其不在得中者，后亦接踵科第”者（魏了翁《赠王彦正》）。若以南宋书院的日常教学为切入点进行考察可见，“应试的创作指向”之所以能够成为南宋书院创作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与那些执教于南宋各书院的学者们对待科举的态度密切相关。

书院学者眼中的“举子文业”

诚如前辈学者所言，南宋各书院的讲学者在教学实践中虽反复申明反对场屋之学”，但其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反科举”，而在于“反俗学”。换言之，对于“书院学子是否应该参加科举取士”这一问题，这些执教于南宋各书院的学者素来保持比较通达的态度。如执教丽泽书院的吕祖谦曾在写给朱熹的回信中明确提出，“大抵举业若能与流辈相追逐则便可止，得失盖有命焉，不必数数然也”（吕祖谦《与朱侍讲元晦书》二四）；而在写给其好友刘子澄的书信中，吕祖谦亦自言其书院“相过聚学者近三百人，时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废而已。其间有志趣者亦间有之，城中相识如新当涂潘教授景宪、金华彭主簿仲刚，皆向学甚锐，朝夕过从，颇以有益”（吕祖谦《与刘衡州子澄书》二），足见其本人既不反对科举考试本身，同时亦不反对自己的亲人或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而对于那些能够由书院求学而科举高中者，吕祖谦亦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欣喜之情，其《与学者及诸弟书》（一）中即有“李茂钦作魁，大可喜”的慨叹。此外，朱熹曾遣子就学于吕祖谦，并在给吕祖谦的信中谈及其子“令诵程文，仅能记三两句耳”，这些都足以证明这些执教于南宋各书院的学者并不反对科举考试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