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忠正

众所周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较之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不仅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诉诸物和物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自觉地揭示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不仅如此，《资本论》亦切中了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它的抽象力”使然；“分析经济形式”不能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有的学者简单根据马克思关于“两种方法”两条道路”的相关论述，如“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第二条道路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等，把“抽象力”仅限于从抽象到具体”，甚或把 “抽象力”与辩证法等同。上述观点不仅割裂了“两种方法”或“两条道路”的内在联系，而且使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过程与经济体系的构建过程相分离。

古典政治经济学：

缺失“中介环节”的抽象力

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切中它的研究对象，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抽象力，只是它的抽象力失之偏颇，要么囿于自然科学的范式，仅限于“从具体到抽象”，要么抽象力不够，把尚待阐明的范畴预定为已知的，力图歪曲“具体”以迎合“抽象”。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两条道路概括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第一条道路主要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产生时期采用的，如配第的《赋税论》从国家开始，国家的公共经费构成他研究的起点，通过分析逐步形成一些比较简单的概念——土地租金、劳动价格、价值等。在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配第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数学的数量研究方法运用到经济学，采用“政治算术”和“政治解剖”分析感性材料，力求从感性具体中抽象出“最简单的规定”。当然，配第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没有意识到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即使最先进的计算技术或显微镜，亦不能算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或找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但是，配第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抽象出“最简单的规定”，是构建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乃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必然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