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不同形式的现代性”是摆在全球学者面前最重大的课题。作为一个拥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法学家，我支持中国思想，目前我任教于北京理工大学，并已在中国定居多年。在我看来，不同形式的现代性是理解中国与西方在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上巨大分歧的关键切入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西方国家提出的概念，涉及范围远远高于国际法。西方利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干涉中国领土主权。究其本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系指所有世界社会都应当是自由而民主的，采用普选制度并实现开放民主。

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遵守国际公法，因为国际条约的缔结必须以国家同意为基础。相反的，这种政治哲学的基础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市场经济和“一人一票”式的大众民主。西方鼓吹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普世价值观”，并要求所有国家和人民遵守这些国际秩序。中国看待现代世界时聚焦的根本理念包括权威的本质、人际关系、人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中的参与度等。这一问题过于复杂，在此无法详细说明。一个关键点是，中国在这两方面采取的方式并非新鲜事物，而是数千年历史的延续。但最近学者发现，如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普遍适应性。以权威为例，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强调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性，例如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尊老敬老。然而，统治者本身也受制于“天下”。虽然在这方面并没有制度性的、正式的定义，但它可以被理解为，“失民心者失天下”。社会各阶层时刻受到这种约束，时刻自省自查，尽其所能各司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