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俊美

现代性和现代化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但事实上两者处于不同的问题域。全球范围的现代化为现代性的多样化提供了契机，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报记者就相关议题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沃尔克·H. 施密特（Volker H. Schmidt）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存刚。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性和现代化实际上处在两个不同的问题域，容易混淆，请问学界是如何区分这两个概念的？

施密特：正如社会学理论所理解的那样，现代性是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为数不多的阶段之一。现代性区别于古典社会学所说的“传统”社会或“传统”概念，通常我们把工业社会以前的社会称为传统社会，把工业社会称为现代社会。社会学的分化理论根据在特定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分化类型来定义社会进化的阶段。现在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现代阶段开始之前的主要分化模式，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层次的现象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石器时代的延伸。在这个时代，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出可供统治阶层使用的剩余粮食，从而使其摆脱了物质生产。而在现代社会，社会分层被功能分化所取代，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模式。阶层通常以社会阶级的形式继续存在，但不再是社会分化的主导机制。功能分化是指独立的社会系统出现，它们执行不同的功能并遵循自己的运行逻辑，例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