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平  

中国社会学因其内在的实践品格，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之间，向来存在着相互印证和促进的关系。面对“时代之问”，这种融合发展的趋势愈加鲜明。一方面，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开始更多地关注重大的时代议题和新生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版图不再局限于纯学术领域，开始与社会政策相接洽。于中国社会学而言，这种趋势意味着逐渐走出了西方经典理论既定的立言背景和问题意识，而开始着眼于中国社会本身，致力于从中国的历史智识中去寻根探源，以“博古通今”的策略转换跳出“以西观我”的理论窠臼，并不断地将基于国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对策建议，从而实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循环。

就社会组织研究领域而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海外的中国研究学者还是本土的社会学人都执着于沿用“国家与社会”这一发源于西方社会的分析框架来探究中国的社会组织。但令人失望的是，无论是多元主义还是法团主义最终都只能悬浮于中国的社会组织之上，而难以洞穿其本真面貌，遑论洞悉未来局势、指导实践行动。事实上，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理念构想和顶层设计下，中国的社会组织实践迈向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崭新道路。这条道路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必定不同于西方的个体化与理性化之路。它是切己的、扎根的，也是探索的、未知的。这就需要我们从经验入手，一方面在学理上提炼新的概念，锻造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将新的知识转化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用以指导实践的拓展。简言之，也就是以经验为中介，链接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实现三者的闭环运作。下面，我们不妨以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语境下的社会组织为例，来探讨将学术论题与政策目标融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及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