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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1953级

◇柳鸣九/自述  刘玉杰/整理

我在北大的这四年,之所以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还因为院系调整之后不久,原来散在不同大学的学者专家都相对集中了起来。就西语系而言,全国在西方语言与文史方面最优秀的学者几乎都集中到了北大,如朱光潜、钱锺书、冯至、卞之琳、潘家洵、杨周翰、盛澄华、陈占元、闻家驷、吴兴华、杨绛(杨季康)、罗大冈、吴达元、郭麟阁、田德望、赵韶雄、张谷若、李赋宁、钱学熙……名家荟萃,简直就构成了繁星闪耀的景观。面对着他们,我的人生理想与目标也非常明确了,那就是要成名成家,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明确了方向与理想,下面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了。这四年又恰逢国家的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向科学进军”是那个时期的最强音。同学们一个个都在文化知识的道路上赛跑,都怀有为文化事业献身出力的志愿,学习气氛很浓。我在四年级时之所以被吸纳入党,是我的学习表现、勤奋学习的精神给我加了分。因为,我从二年级开始,就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但我没有中途辍学,而是带病学习,还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大概是这种坚强精神得到了党组织的赞赏。

正是在这样一个“黄金时代”,我开始了我的“科班学艺”。西语系师资条件是非常优越的,每门课的讲授者几乎无不是名师大家。一年级为我们打法语基础的,一是法语语法的权威吴达元,一是法语语音学的权威齐香。吴达元曾获法国博士学位,是北大有高学历的名师,他的专著《法语语法》是国内高校的权威教科书,他的语法课堪称教学工作的“精品”,解说明晓,条理分明,指导同学操练十分得法,对学生严格,严师出高徒,这就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法语语法基础。齐香是游学海外多年的学者,法语语音学与法兰西谈吐艺术是她的所长,她发音之准确,语调之优美,即使是法国人也深感钦佩。跟着他们两位当助手的则是年轻教师桂裕芳,也就是后来译有《追忆似水年华》与《变》的著名翻译家。有他们三位每天对我们进行法语强度训练,我们也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二年级至四年级,法语主打课是精读,读的全是原汁原味的法国文学名著中的经典篇章,授课的是三位对法国语言文学有专精修养的资深教授:李慰慈、李锡祖与郭麟阁。李慰慈的讲课以细腻深入见长,特别能加深学生对原著原文的深透理解。李锡祖是一位令我难忘的老师,他的幽默、他对同学的亲和态度与他天马行空的讲课,使我觉得他在骨子里最具有“法兰西风格”,虽然他老穿一身不起眼的布料中山装。李老师长于词汇学,每讲一个词,他总远远地从词根讲起,直讲到由此而来的种种结构上形态上的变化、延伸以及时代历史所增添的内容,如此根茎蔓延,枝叶恣长,一个个词就成了一簇簇文化景观,深令青年学子受用。郭麟阁则学养深厚,绝活多多。他写得一手典雅的法文,他用法文写过一本《法国文学简史》,可惜时运不济,迟迟未能出版,出版后又影响不大。他的移译本领也甚是了得,他善于把中国的成语译成法文,北大西语系的《汉法成语词典》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出来的。他在课堂上还有一绝,就是能随口背诵出法国古典主义名剧中大段大段的韵文篇章,其记忆力与学识功底使我深感叹服。

在这些专业课教师中,郭先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他不仅学问好,而且人品值得敬仰。他生活极为简朴,总是穿一身布衣,而且胸前有时还有点污迹。他对同学极为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与派头。他是我最敬仰的一个师长,也是我在北大时就有近接触的师长。我曾到他家拜访过他,他家里堆满了法语原文书籍。书房也并非窗明几净,庭院也没什么修整,倒是有点零乱荒芜。他待人很亲切,不止一次留我这个学生在他家吃饭。我觉得跟他很投缘,毕业之后还经常去看望他,也听他讲过一些肺腑之言。他主编的《汉法成语词典》出版后,送给了我一本,题词竟然是这么写的:“鸣九学兄指正”,对此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同时,我更加深切感受到了他虚怀若谷、谦谦君子的风度与不同凡俗的人格力量。

专业法语课始终是重中之重,除了主打的精读课外,到了三、四年级又增加了泛读课与翻译课。精读课以提高同学们准确的外语理解力与精微的语言修养为目的;而泛读课则是培养与锻炼同学们快速的阅读能力,当然所读的全是有一定难度的文学原著,而且愈到后来愈难。教这门课的是法国语言文学界的资深教授曾觉之,他以渊博的文史学识见长。翻译课专门培养与锻炼学生的翻译能力与技艺,先后由陈占元与盛澄华两位教授分别执教。陈占元是中国翻译界的元老,曾参与鲁迅与茅盾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文学翻译杂志《译文》的工作,早就有不少译作问世;盛澄华则是研究法国作家纪德的著名专家,是卓有业绩的译者与研究者,在法国文学界以富有才情、成名甚早、风流倜傥而闻名。

既然是以培养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人才与研究人才为目标,西语系的教学设置中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文学史专业课程。文学史课程从一年级就开始有了,一直贯穿到四年级,前两年是全系各专业都要学的欧洲文学史课程,讲授者是李赋宁教授;后两年则是各专业自己的国别文学史课程,我们法文专业学的是法国文学史,授课老师是闻家驷。李赋宁与闻家驷都是西语系的名教授,享有很高的声誉,李赋宁既是造诣精深的英美文学学者,又对整个欧洲各国文学有广博的修养,他毕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他所主编的三卷本《欧洲文学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里,这要算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最令人瞩目的一部学术巨制了。闻家驷作为西语系资深教授的名声,似乎不及他作为闻一多之胞弟的名声那么大,他后来则以雨果诗歌的译者与《红与黑》的译者而享有盛誉。他们两位都是高水平的文学史教授,讲课很是精彩,叙述准确,评论中肯,剖析精到,立论稳当,颇有经典论述之风。同样是为了给学生打下专业文学史的基础,还设有另一门课程,那是陈占元教授的巴尔扎克专论,安排在四年级,每周有两节课,把巴尔扎克这位法国人引以为傲的作家置于“显微镜”下加以考察与评析。由于陈占元曾游学巴黎多年,在法兰西文学氛围里浸染已久,学养深厚,他的视点、评叙、材料与阐释都透出法国文学原汁原味的自然气息。这三门课都是我当时特别感兴趣的,我学得也很用心,也很努力,这对我多年后的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在今天看来,我毕竟在编撰法国文学史方面还算得上取得了成就,我应该感谢我的先师、先行者对我的启蒙与授业。

在系主任冯至的领导下,当时的西语系为了培养出一批批过硬的人文学科人才,让他们既有国别语言文学精良的专业水平,又具有广泛的文史学科基础与修养,以真正能胜任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确在课程的设置上下足了功夫,至少是做出了最全面、最周到的安排,似乎是要在把这批学生送出校门之前,使他们真正“武装到牙齿”。除了以上专业课程外,还设置了不少配合性、补充性的课程。首先,文学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框架里进行的,因此,历史不可不学,不仅要学各专业语言文化所在国的历史,如法国史,而且还要学中国历史,这大概是为了防止西语系的学生产生“言必称希腊”甚至“崇洋媚外”的倾向。再者,不同的文化是需要加以对照比较的,特别是从事外国语言文化研究的人,面对外国的语言文化,需要有本民族的文化知识与文化意识,为此就要学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史。还有,在中国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必须提高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的修养与技能,因此,打好汉语写作能力的坚实基础至关重要,汉语写作、汉语修辞课程的设置也就很必要了。总之,我们有幸享受了应有尽有的文史“大餐”的服务。为了将青年学子“喂大喂壮”,西语系不仅设置丰富如“满汉全席”般的“佳肴大餐”,而且让每一道“大餐”都由技艺高超的名师“掌勺”:中国现代文学史由王瑶讲授、汉语修辞写作由杨伯峻讲授、中国历史由田余庆讲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都已经是北大的著名教授了。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