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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隅桑榆:人生感悟点滴


■2010年,作者在垦丁海岸。作者/供图


◇宁欣

关于人生与学术,我的感悟是两点:一是学术的起点往往不是在进入专业学习时开始的,而是在成长和人生选择的关键时期就开始了;二是过程远比结果重要。

野丫头与淑女

我从小爱看书,很羡慕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做一个亭亭玉立的淑女是我梦寐以求的“自我形象设计”。

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编辑记者,家里气氛轻松而温馨。少年时期,我主要生活在学校大院里,正是淑女的养成之所。可惜事与愿违,梦想并没有照进现实。

在外人眼中,我与两个妹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学习好、表现好。我上小学直接当上大队委,开大队会时,做护旗手,每周在固定的时间里去各班检查佩戴红领巾的情况。从八里庄小学转学到花园村小学,跳过五年级,直接上了六年级,还被选为大队长。我也有仰慕的对象,有一次参加海淀区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齐唱队歌时,后排座椅上站起一位大队长,她举起指挥棒指挥前面的乐队,从容而潇洒,至今不能忘怀。

作为初中69届毕业生,我和大部分同学一起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时,我虽然没有成为淑女,却也成长为一名学识“渊博”的才女,性格沉稳,有着良好的人缘,好像与野丫头渐行渐远了。不过,我渴望和享受自由而宽松的心境始终没有变,不苛求自己也不苛求他人的处事风格始终没有变,对趋炎附势或恶意伤人者的鄙视亦始终没有变。

儿童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使我虽然能在自由而宽松的环境下成长,但也缺乏“培养”,再加上将近九年的“北大荒”经历,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青年时代,没有系统的读书和训练,学养基础薄弱,在我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后,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和缺憾。东隅乎?桑榆乎?何谓得与失,人生和学术未必不如此。

不怕慢,就怕站

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达十个年头(1969—1978)。田间劳动中,老乡们经常说“不怕慢,就怕站”,这对我此后走上的学术道路影响至深。在“北大荒”,或白雪皑皑,或野花盛开,装点着广袤的黑土地,而长长的田垄伸展到山脚下,伸展到天际线,就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场所。由于是集体作业,铲地、割麦子、割豆子往往是连队(后改为小队)几百人一字排开,闷头向前。新手基本是直不起腰地往前赶,快手则一路轻松,有说有笑地在前边,到地头回头再接一小段,令落后者感激不已。几里乃至十里长的田垄,生手也好,起点落后者也好,只要你坚持下去,中途不要懈怠,随着劳动技能的提高,终究会成为快手。

学术之路亦是如此。我一拿到初中毕业证书,就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去了。九年后回城,考上心仪的北京大学历史系,那些比我小好几岁的年轻同学才华横溢、思维敏捷,我自己深感基础薄弱,但我牢记了“不怕慢,就怕站”这句田间劳动的老话儿,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不熬夜、不拼命,早起早睡,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不轻易放弃我喜欢看的电影、话剧和非专业书,即便在期末备考期间,我也经常选在晚场九点半开演的电影场次,从图书馆直接到礼堂去看。

大学期间,很多同学的学习时间保持在每天12个小时以上,但我只要求自己保证每天十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周六下午可以翻阅杂志放松一下,周日是和家人相聚的时间,轻易不占用。研究生期间生了孩子,入职北京师范大学后孩子尚幼,住房条件极差,研究进度和节奏自然放缓,再加上有考核和晋升的压力,心情一度也比较郁闷。但在郁闷的时候,仍然遵循“不怕慢,就怕站”这句老话儿,使我能够接受自己放慢节奏的现实,但始终在努力前行。

读书时光

我的历史学启蒙并非源于家学,但与家庭氛围和父母引导有很大关系。

我们从小受到父母酷爱读书的熏陶,姐妹仨都成了有名的小书迷。1966年,学校停课,也让我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当时,家里的书除了马恩列斯全集外,还有《毛泽东选集》四卷,革命战争回忆录系列《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若干本《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以及外国小说(包上报纸皮,放在书架的最下面)等,都是我们姐妹仨如饥似渴的读本。

古典名著和世界名著则采取“听书”的形式,“说书”人则是还未老去的“老爸”。此前,他已经给我们姐妹讲过《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格林童话》等。后来,他就凭记忆给我们讲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现在,我只记得有《萍踪侠影》,初次接触到云蕾、张丹枫这样具有古典美的名字和传奇故事。

所谓的“北大荒”,泛指我国东北地区尚未开发的辽阔的荒原,后特指黑龙江、嫩江、松花江流域的广大荒芜地区。“北大荒”北部是连绵的小兴安岭,西部则是土质优良、水流丰沛、沼泽密布的松嫩平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大批转业军人奔赴“北大荒”垦荒,组建了最早一批军垦性质的农场。我们69届几乎是北京最后一批“上山下乡”到外地的知识青年,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继续开发“北大荒”。

我在随身的行李中,带了一本范文澜先生写的《中国通史》,记得是繁体竖排版。历史跌宕起伏、波谲云诡的画卷,在火苗摇曳的油灯下徐徐展开。这本通史成为我最早的历史启蒙读物。虽然反复翻看,但印象深刻的只有几个画面,就是禅宗六世祖慧能的一段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正是凭借这一段偈语,登上禅宗六世祖的宝座。我则从中看到人生坎坷皆如明镜,只有深谙有我与无我的境界,才能进行跳出自我和当下的思考。此后,这两句诗时时伴随着我,让我反思已经过去的跌宕起伏的蹉跎岁月,坦然面对当下扑面涌来的浪潮,用超脱的心态俯瞰可知的现实和遥望未知的未来。

刚去兵团时,因为燃料不足,无法保持整夜的取暖,室内温度曾降到零下40摄氏度。我们晚上睡觉都是全副武装,戴上帽子、围巾、手套,但只要有书看,我的“一颗红心”就在兴奋地跳动,周身的热血就在不断沸腾。为了借到一本书,我甚至顶着迷漫的风雪走几十里路。夏天往往是麦子抢收、抢晒、抢运的“三抢”季节,晚上六七点钟收工,吃完晚饭还要去麦场“跃进”,即突击将麦场晾晒干的麦子装袋、入囤或送往粮库,一干就是十点开外。回到宿舍困乏交加,躺在床上习惯性地拿起一本书,但往往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早上起床时,书不是扣在脸上就是歪在枕边。

兵团生活给我的最深感受不是挥汗如雨和千里冰封,也不是疲惫的身躯和简陋的条件,而是无书可读的遗憾。我从兵团探亲回京,父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到图书馆为我借书,我几乎用一天三本的速度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囫囵吞枣、一目十行,丝毫不敢懈怠。因为东北还有一屋子的知青战友等着我在工余时间给她们讲故事呢,至今还记得他们渴望的表情。恢复高考后,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很多专业问题会向父亲请教,他的讲解很少,经常是给我开出一个书单,让我自己阅读。

家庭的熏染使我养成了酷爱读书的好习惯,甚至废寝忘食。经历了不同的人生,使我更加珍惜能读书的美好时光。走上历史研究的学术道路,其实具有偶然性,但我对读书的爱好和沉浸于读书后的愉悦与思考,最终会选择学术研究之路却是具有必然性。

父辈的身影

父亲一辈联系最多、关系最亲密的不是父亲称“老同学”而是称之为“旧同学”的一群人。以重庆南开中学和北大“旧同学”为主,有的是两者重合,如汤一介、吴曾琪、赵立生、张岂之等先生;有的仅为南开或北大同学,如张昕若、田余庆、杨辛、杜光、曹健等先生。母亲和父亲既是重庆南开中学同学,又一起考取北大,因此他们的同学往往是同一群人。正如父亲在回忆录《流年碎忆》中的感慨,“旧同学”就像深秋树上叶子一样纷纷落下。如今,父亲和母亲也成了随风飘逝的落叶。

汤一介一家、吴曾琪一家和我们家,三家大人都是南开、北大的“旧同学”,又是关系亲密的朋友,于是三家经常轮流做东,号称“三家村”。改革开放后大家各忙各的,反倒见面的机会少了。21世纪以来,父亲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们都进入风烛残年时光,小聚开始频繁起来。经常参加的有汤一介乐黛云夫妇、孙长江孙伟夫妇、庞朴、沈昌文、余敦康等先生。他们的孩子们都已各奔东西,只有我依然陪侍左右,也近距离领略了父亲的“旧同学”、老朋友的晚年风采。当然,他们联系得如此紧密的原因,一是人品,二是学问。如孙长江先生,虽不是他们的“旧同学”,但在关键时刻,他们的“义举”得到老朋友们的赞扬和欣赏。他们的话题很广泛,关乎社会和时势,也关乎学术和友情,叙旧谈新,场面温馨,意蕴悠长,足以想见当年的青春风采与满腔热血。虽然时光流逝,仍是一群有着浓郁家国情怀的“少年郎”。

“学术圈”并非单纯地以学术论学术,父辈们的聚会,有学问、有情怀、有担当,正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因素。做人、做学问无不如此。吾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万卷书与万里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中蕴含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读书和以文献为主要依据的研究过程中,我追求的境界是“见人之所见,发人之所未发”,即便自己的选题与别人有所重叠,也可以在互相借鉴中使得研究更为厚重。所谓“文人相轻”,我理解为往往是在同一学术领域的“相轻”,但我从没有类似心态,我尊重同一领域学者的学术贡献,欣赏他们的才华,对他们的研究给予我的启示心存感激。研究结论可以各抒己见、仁智互见,可以商榷纠谬,而学人的合力正是推动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的动力。

和母亲一样,我热爱旅游,喜欢饱览自然和人文景观。最初的旅游是纯粹的游玩,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后,行万里路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在旅游或考察途中,我对历史人文景观的兴趣逐渐增大,但始终徘徊在“走马观花”和“蜻蜓点水”的低层次,主要原因是不具备文物、考古乃至历史地理的基本常识。但不断的行走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历史学知识的厚度,走南闯北的见闻,渗透到教学中的效果尤为显著。似乎历史在我身边走过,在我的脚下流淌,那种触手可及的感觉,不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很难感同身受。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四川的安岳大卧佛、吉林通化的高句丽墓葬群、甘肃敦煌的莫高窟、陕西西安的大明宫遗址等,都令人震撼。世界文化遗产、全国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我近年参访的重点。

同时,在寻访过程中,我还看到很多独特的人文风景,看到芸芸众生的千姿百态。行走到河北南北响堂山,山顶上的一块唐碑,曾被一个拾荒老婆婆圈在自己私搭的窝棚中,若想一睹“尊容”,不免要付出一些银子。行走到山西长治天台庵,掌管钥匙的子承父业的管理员侃侃而谈,演绎了一段为我们所不知的围绕天台庵从建造到发生传奇的“民间版”历史。可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昔日之事为今日之史,而今日之事,也会成为他日之史。

有“读万卷书”的底蕴,才能真正领悟“行万里路”的真谛;有“行万里路”的阅历,才能真正体会到“读万卷书”的乐趣。两者相伴而行,使我优游在历史研究领域且沉浸其中。读书与走路都是过程,享受这种过程,才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助推力。结论应该作为起点,而不是终点。在此过程中,体会到历史的深邃和广袤,享受探索和发现的惊喜与海阔天空。

穿越历史

研究历史要沉浸于历史,但绝非沉溺于历史,超脱历史乃至穿越历史才是我希望达到的境界。

我们经历和见证的历史,如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持续了十几年时间。我作为北京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奔赴遥远的“北大荒”,从1969年8月到1978年初,历经十个年头,一直从事田间劳动。回城后的知识青年通过各种形式对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进行反思。我虽然身为其中的一员,在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后,深感穿越历史才能审视历史。不同时代的人,会经历不同的考验和磨难,上山下乡运动正是我们这些出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所必须承担的命运,与“无悔”或“有悔”无关。我们并不比其他时代的人承受了更多的苦难,试想如果我们生在战争年代,那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们每个人的研究宛如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土,浩渺大海中的一滴水滴,享受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历史以及对它的认识和研究正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行。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