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文化是黄河文化的主脉
◇刘学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干。中华文化从起源上虽说是多元的,但毋庸置疑的是,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而处于黄河中上游的关中,其文化是黄河文化的主脉。
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基本的走向,就是从西北向东南的逐渐转移。在此过程中,黄河中上游无疑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其分布于黄河及其支流覆盖的关陇和关洛等地区,而关中则是其核心地带。关中文化既承接了上中游的河湟文化、陇右文化,又兼容了中下游的河洛文化和齐鲁文化,可见关中文化在黄河文化中占有中心地位。研究黄河文化,须以关中文化为重心;而研究关中文化亦须以黄河文化为背景和依托。
关中文化是厚重的,中国古人正是在关中这块神奇的大地,演绎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一历史长卷,既体现了黄河文化的根源性和创新性,也彰显出其在中华文化中的正统性和主导性特征。
关中文化所彰显的历史根源性极为鲜明。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蓝田文化的存在,证明关中早在100万年到60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距今约20万年的大荔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在关中发生的典型文化之一;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则属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北方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遗址作为中华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是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它清晰地反映出六七千年前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面貌。
关于“三皇五帝”与关中文化的关联,有着诸多文献记载。“三皇”之首的伏羲氏,相传是中华人文先祖,其出生地虽颇有争议,但他生于甘陇的成纪,是较为流行的说法。相传易之八卦为伏羲所画,是他在文化创造上的巨大功绩。“三皇”之一的神农氏也称炎帝,是农业和医药的先祖,相传他发明医药以治病,制耒耜以种五谷,故史有神农尝百草”的说法。炎帝与五帝之首的黄帝同出于少典氏族。《国语·晋语》:“昔少典氏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据《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也就是说,炎帝、黄帝都先后是从少典氏、有蟜氏族部落派生出来的。炎帝早于黄帝一千年左右,二帝距今6000年到5000年。他们的部族后来迁徙至关中的姬水和姜水流域而后功成。姬水和姜水都是渭水上游最大的支流,在今陕西宝鸡、甘肃天水一带。炎帝部族后来主要活动于宝鸡一带,故宝鸡有炎帝陵。黄帝族后来主要活动于陕西中部的桥山一带,故桥山有黄帝陵。黄帝陵自汉代始就成为历代皇家认可的祭祀黄帝之地。史上关于炎黄的记载虽有出入,但是二帝之部落在关中留下了重要的活动足迹,这是有史料可查的。司马迁写《史记》从黄帝写起,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以黄帝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得到了古今人们的广泛认同。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如李学勤所说,“乃是古已有之的说法”。以炎黄主要活动地域和归宿地的关中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区域,是有历史根据的。之后,夏之大禹活动足迹遍黄河中下游、历大江之南北,其在关中治水也是有文献记载的。据《诗经·文王有声》所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尚书· 禹贡》:“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这表明治理沣、渭、泾之水入黄河,可能是大禹治水的功绩之一。
关中文化的创新性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帝时代是一个文化创造的时代。所谓“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把“结绳而治”易之以“书契”,这些都是有文献可证的文化创造。特别是作为重要文化创造的“书契”的出现,与关中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荀子·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晋书》卷三六:“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史传造字者虽有多人,然由仓颉造字是广为流传的说法,且为历代广泛认同。相传仓颉是黄帝时史官,其故里在陕西白水,而其造字之地在陕西洛南,他所造的28个字的故事至今在洛南仍被广为传颂。
关中文化在黄河文化中更具正统性和主导性的特征。关中文化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周秦汉唐)是与中国的国家文化相重合、相得益彰的,因而其正统性、主导性的特征非常鲜明。从制度层面上说,秦代创设的郡县制代替了周代行之已久的分封制,为巩固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发挥了积极作用。汉承秦制,以至隋唐宋元明清,郡县制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国社会基本的国家政治体制。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说,自汉魏之后,中华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包括道教)诸家,儒释道从起源或兴盛或发展来说,关中都是其活动的重镇。儒学、中国佛教、道教都源于斯或兴于斯和成于斯。儒学虽然由孔子创始于东鲁,但其思想的渊源则在关中。文王建都丰,武王建都镐,二都皆地处关中沣河的两岸。《诗经·文王有声》多次提及丰京和镐京:“王公伊濯,维丰之垣”,“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周公制礼作乐,主要是在都城镐京(今西安西郊)功成的。《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关于“礼乐”“德政”“保民”等思想,后来成为儒家重礼乐、讲德治、重民本思想的重要来源。孔子“适周”,当他“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之后,叹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兴也。”(《孔子家语·观周》)其对周公的敬仰溢于言表。唐杨倞在《荀子序》中说:昔周公“制礼作乐,以仁义理天下”,故“仲尼定《礼》《乐》,作《春秋》,然后三代遗风弛而复张”,又说“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此足以说明孔子儒家学说与周公思想的渊源。被称为中华文化之源的《易经》,起源于伏羲氏仰观俯察所画的八卦。为文王所演易之六十四卦,有一些卦爻辞与关中的人文地貌有诸多关联之处。作为儒家思想源头之一的《诗经》,其中的豳风、秦风中有许多内容都反映了关中的风土人情。有学者考证,《诗》305篇,其中有关周、秦之地的诗、颂占了150余篇。先秦儒家诸子学的中心在东部,但儒学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官方化进程则主要发生在西汉时的关中。随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被定于一尊。西汉时召开的“讲论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会议”在长安城,新莽时古文经学兴起,其中心也在长安。汉代著名的经学家杜林、贾逵、马融、赵岐等都是关中人。西晋治《春秋》的杜预是西安杜陵人。唐代儒家经学的统一是由孔颖达主导完成的,这一过程也是在长安实现的。可见,汉唐儒家经学的中心在关中。宋代兴起了理学思潮,然其重要的奠基者则是身处关中的张载,他创立的关学是宋代理学思想的一座高峰。他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句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人们。
佛教是在两汉之际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一开始也主要在黄河流域中上游的洛阳和关中长安传播。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关中。隋唐时出现的佛教八大宗派有六大宗派的祖庭在长安。历史上诸多佛教高僧赴印度取经,大都是从长安出发的。第一个西行求法的高僧是朱士行,他是于甘露五年(260)从长安出发的。之后的法显、玄奘、义净等也是从长安出发西行求经的,他们后来也长期在长安译经传经,可见隋唐佛教文化的中心在长安。
在汉末出现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最早产生、后来自成一派的是相传由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在陕西南部秦巴山区发展的五斗米道,史称其孙张鲁后“雄据巴、汉,垂三十年”,该道遂大行。五斗米道后来由北魏寇谦之改造成北天师道,成为早期道教的主要流派。道教在唐代受到朝廷的重视,视为国教,长安成为道教活动的重镇。魏晋时楼观道兴起于关中的周至,这是把老子道家思想道教化的典型。金元时全真道在关中鄠县兴起,后来成为影响中国北方最主要的道教教派。全真道以倡导三教合一为旗帜,体现了唐宋时期三教合一的主流思想特征。
总之,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干,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而在位于黄河中上游的关中形成的关中文化,则是黄河文化的主脉。研究关中文化对于深化黄河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关中·黄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