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莉娟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畅通”国内循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强调了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强化流通体系支撑作用。以高质量、现代化的流通体系打通国内循环堵点，全面提升流通效率以保障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是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线之一。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流通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及其中国化创新具有根本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流通一词有着明确定义和科学内涵。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时，主要囊括了三个层面。一是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即资本循环运动的总过程，也可视作资本意义上考察的大循环。二是大流通，是资本在生产以外的运动过程，即资本从离开生产过程到它再次回到生产过程的整个时期，也就是真正流通过程。三是小流通，代表资本家以工资形式购买劳动力，是资本与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不难发现，今天惯用的流通经济这一表达，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重点在第二层面，即汇集着全社会商品交换关系的大流通范畴或真正流通过程。当然，在资本的流通以外，对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下的商品交换活动的考察，也应归入流通研究范畴。另外，虽然研究流通问题不能不关心流通领域的资金运动，但专门研究货币流通乃至货币流回规律，应归属现代金融或再生产研究范畴，今天的流通研究主要针对商品流通。

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商品流通过程中各种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及运动规律的学问，流通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兴起。当时，关于社会主义与商品交换是否具有相容关系，即社会主义有无商品流通的问题，引发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争论。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大讨论的基础上，孙冶方率先提倡要重视流通过程的研究。他批判了现实存在的“无流通论”，较早揭示出这种认识实质上是自然经济观点，并强调应把资本主义带有破坏性的自发流通过程变为社会主义的自觉流通过程。但在计划经济背景下，这一早期探索仍未脱离“产品的流通计划”，在分析中遇到了逻辑上的重重难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流通愈加重要，学界纷纷为流通业正名”，提出了“先导论”“基础论”等知名论断，为今天明确定位流通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在最近20年，与流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不断提升形成反差的是，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在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断丰富研究视野和方法的同时，流通的概念往往被淡化或混淆，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和理论内核的摇摆不定限制了应用研究，学科发展遇到瓶颈”。

流通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学科阵地的壮大，两者相辅相成。流通学科在我国学科目录中的对应名称为贸易经济（或商业经济）。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学科专业，该学科在1950年诞生之初，就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重在培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服务于我国商贸流通现实需要的贸易人才，同时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商品流通理论系统化时代化，为中国特色流通理论积蓄研究力量。大力推进流通理论创新，也就意味着要建设好对其起支撑作用的贸易经济学科阵地。

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经济学科虽已历经70多年的发展，但总体规模仍然偏小，新发展格局下更显现出较明显的人才缺口。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在经济与贸易类学科大类下，全国仅有50所院校开办贸易经济专业，而同时有764所院校开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再以工商管理类学科大类下的市场营销专业为例，开办院校也多达791所。截至目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等4所高校自设了商业经济学科，并在涉及师资管理时通常还要按教育部“目录内”划归产业经济学科。与当前和未来服务于国内大循环的贸易人才需求相比，内外贸人才输送存在明显的不均衡问题。

综上，创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流通学说，既是服务于国内大循环各种现实需求的必然之选，也是尽快突破贸易经济学科“瓶颈”的首要之策。在完善学科设置仍要假以时日的情况下，流通研究应首先积极吸纳跨学科力量，促成更多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对于支撑流通研究的贸易经济学科主阵地而言，应着力夯实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研究。应当看到，对基础理论本身而言，不应有新旧之划分，重要的是为解决当下的前沿问题服务。而真正的前沿意指接地气，即最贴近实践的前部边沿或一线阵地。以贸易经济专业为例，学生们一定熟知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却可能说不上流通过程中“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对于这种现实状况，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澄清理论误区，包括对学科培养方案进行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强调和重构，使之服务于当下人才培养的前沿需要。

当然，流通研究毕竟已从理论经济学分支发展到应用经济学门类下，既要以理论经济为指导，又要探索融合发展新路径。鉴于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的较大差异，在流通研究中追求理论综合创新，首要明确“以谁为主”的问题，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基，吸纳或借鉴其他学派学说的有益成果，促成更为成熟的流通研究范式。

而对于流通理论的时代化而言，最重要的方向是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及时归纳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流通特殊性与共性。例如，如何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实现简单商品流通“目的”和资本流通“手段”的有机结合，就是典型的中国化问题。再如，对流通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定位、以政府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等，及时将流通行业发展中这些行之有效的中国经验上升为系统化学说，不仅能对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作出贡献，还能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来实践，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