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Y04版:院内专刊4

涟源一中——小城市里的“大”学校

◇刘克祥(经济所)

我的高中母校涟源一中,是在抗战期间“国立师范学院”(通称“国师”或“蓝田师范”)原址上建立起来的一所中学,也是当时全县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而国师又是租赁(实为无偿使用)私家宅邸“李园”办起来的。从李园到国师、再到我入读时的涟源一中,中间几经周折、跌宕变迁,留下了不少传奇故事。一所位处内陆腹地乡间的私家宅邸,主人愿意并且能够用来开办一所“国立”学校,本身就带有一种令人遐想的传奇色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国民经济和教育事业均遭毁灭性破坏,抗战人才严重匮乏,改善和发展教育,特别是作为中小学教育基础的师范教育,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强调要从速采取措施,加强师资培训,改善中小学教育。1938年7月出台《师范学院规程》,决定添设独立高等师范一所,名为“国立师范学院”,地点最好是离湘桂或湘黔铁路不远的市镇。教育部旋即延聘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廖世承、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西北联大教授汪德耀5人组成筹委会,廖世承为筹委会主任(后受聘为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经多方考察比较,迄无合适地点。当时已迁至蓝田的长沙长郡中学校长鲁立刚,向廖世承竭力推荐蓝田,谓“安定文化”“青出于蓝”。廖世承即往蓝田仔细探访,发现该地环境优美,远离粤汉线,受日寇侵扰较少,而水陆交通尚称便利,很适宜办学,乃决定选址蓝田。更令他惊喜的是,当时正在家休养的李园“大家长”李云龙(卓然),欣然应允无偿提供李园全部房舍,并立即动员搬家,腾出房屋供学校使用。选址、建校突然变得空前顺利而快速。

李园坐落在安化蓝田光明山,系辛亥革命元老李燮和之父、安化茶商李春轩于光绪初年始建,清末民初复经其长子李崇如扩建。李园其名源自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的“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之句,寓意巧妙、敦睦。因从这里走出了辛亥革命先驱李燮和、李卓然和李育仁三位将军,在当地名声大振。李园规模宏大,仅住宅区就占地4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大小住房百余间,连同附属建筑,共有200余间房屋,在校舍方面为“白手起家”的国师解了燃眉之急。

国师学校规模不大,却群英荟萃,声名远播。许多大师级或后来的大师级学者,如皮名举、李剑农、钱基博(钱锺书之父)、席鲁思、孟宪承、陈传璋、高觉敷、姚薇元、唐长孺、储安平、张舜徽、钱锺书等,都曾在该校任教。国师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培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材,留下了许多不朽之作。

当时国师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蓝田地处后方前沿,形势严峻多变,国师几度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早在选址、建校期间,即因广州、武汉沦陷,长沙大火,抗战形势急剧恶化,不断有人要求放弃蓝田,另觅校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寇重兵进犯湖湘,湘北、长沙、常德接连激战,蓝田危急,人心惶惶、谣言四起,迁校之议再起。院长廖世承只得进行两手准备,一面以“寇深围危,不宜自逸;国立学府,人心所系;国币艰难,不可虚靡”的原则统一认识,带领师生在蓝田坚持教学;一面派人到新化、溆浦等地勘察西迁路线,以为后备。

国师师生在这种艰苦和动荡环境下,在蓝田坚持了五年多。但到1944年初夏,抗战形势再度恶化,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又一次重兵攻打湖南,国民党军队接连败退,长沙、衡阳相继陷落,日军先行部队已到达蓝田东南140里的永丰镇。9月,国师被迫西迁溆浦。1945年抗战胜利后再迁南岳。1949年并入湖南大学,1953年院系调整为湖南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湖南师范大学),国师退出历史舞台。

国师西迁后,空出的校舍中,国师本部(即李园房舍)先后被国民党充作军用,或开办小学,包括李园族人自己开办的光明山小学(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新中国成立后部分成为县委、县政府机关办公大院。“国师二院”校址则于1946年用于开办中学,即湖南省立第十五中学。“国师二院”全部校舍和留存或一时无力搬迁的办公用具、图书资料、教学仪器设备,以及留守或不愿西迁的教职工等,再加上国师本部未及搬迁的办公、教学设施,全部转归省立十五中。“国立”大学变为“省立”中学。1952年行政区划和教育管理体制调整后,湖南省立十五中更名为涟源一中。这就是我高中母校涟源一中的来龙去脉。

我1954年入学时,除了校门牌楼上“湖南省立第十五中学”(后不久更名为“湖南省涟源第一中学”)几个楷体大字外,学校完全保留着国师的原貌,连教师办公室门框的名牌也一直未动,一进校门就隐约感觉到昔日高等学府的气派和文化氛围。有的教研室或教师办公室门框上还挂着“留×博士×××先生”或“×××博士”的牌子。我们的任课老师中也还有留洋博士、归国留学生,如教我们经济地理的刘思纯老师就是留日博士。校园所在的光明山不高不陡,林木茂密,古树参天,范围宽广,院落、房舍依山而建,排列齐整,错落有致。为躲避日寇轰炸袭击,校舍多是平房或二层楼房,房顶全部青瓦,墙壁刷成青黑色,给人一种静穆的感觉。山上鸟语花香,山下溪水潺潺,梯田层叠,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涟源一中可谓得天独厚,不仅环境优美,而且设施齐全。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办公设施、体育场所、宿舍食堂等,都是高规格设置,配有标准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在全国中学中更是独一无二。校舍也宽敞富余,除国师二院新建外,还有光明山谭家留下的房舍,后者主体结构是一幢四方四正的青砖青瓦二层楼房。我在校上学期间,除有一年部队征兵短时间借用外,一直闲置未用,大厅、房间全都堆满了办公桌柜和各色杂物。1957年毕业前夕,我还和两个同学躲在楼上一个房间里复习功课、准备高考,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国师不仅为涟源一中留下了宽敞、秀丽的校园、校舍和优质充裕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同时还预备和培养了一批优秀、能干的骨干教师和领导管理人才。我在校学习期间,学校领导和不少年老、骨干教师,不是国师留下来的,就是国师毕业生。教经济地理的刘思纯、教体育的李孔德两位老师,就是国师留下来的。校长刘仲廉、教导主任刘绍东、教语文的徐运钧、教化学的袁觉民四位老师,都是国师毕业生。他们学有专长、功底扎实,心系国家,在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的同时,还从事研究、著述,多为学者型教师。这在其他中学极为罕见,甚至绝无仅有。

一所“县立”中学,能够全方位承接一所“国立”大学,这固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而我们这群在穷乡僻壤土生土长的学子能够在如此优越的环境条件下,圆满完成三年高中学业,则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难得机遇与意外收获,无论升学深造还是工作就业,都将受用不尽。

我特别幸运,也似乎受到格外眷顾。从我1957年高中毕业、入读武汉大学历史系起,接着读研究生、参加工作到退休,长达几十年间,似乎始终有一条纽带将我同母校(包括作为母校“母体”的国师)联结在一起,甚至恍惚觉得自己并没有离开母校。我到武汉大学入学不久就惊喜地发现,系里的权威或骨干教授,如李剑农教授、教中国古代史的唐长孺教授、教中国近代史的姚薇元教授,全都来自国师。有一次唐老师同我谈话间,我说我的高中母校前身是原来的蓝田师范,一下子勾起了他的许多回忆,他说光明山和蓝田的环境还不错,又说学校旁边一家小面馆的汤面特别好吃,问那家面馆还在不在。李剑农教授是国师的台柱子,也是武大的台柱子,因晚年双目失明,学校特地将彭雨新教授从经济系调到历史系,负责整理、订正李老的国师讲义《中国经济史稿》,并为我们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选修课。我本科毕业后恰巧考上了彭雨新教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研究生。当时系里共有6名在读研究生,除了我,有4名研究生分别由唐长孺、姚薇元教授(各两名)培养(还有一名研究生的导师是系主任吴于廑教授),他们都是国师的,或同国师有直接关系。当时全校研究生住在一栋宿舍,中文系有席鲁思教授(该系“四老”之一)的研究生,而席鲁思也是原来国师的。原国师教授名下的研究生,大约占到文科研究生的一半。有时我会出现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在珞珈山武大,还是在光明山国师?武大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后,很快又发现,钱锺书教授原来早就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虽然高中毕业已经多年,但母校和作为母校“母体”的国师仿佛一直在引导我学习、成长,陪伴、呵护我工作、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体制和母校涟源一中的隶属关系多有变革、调整。因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与国师在师资和教学设备方面有某种传承关系,而涟源一中则是国师院址、校舍和部分教学、办公设备的直接继承者。基于两校同国师的这种传承关系,湖南师范学院于1978年借用涟源一中教室成立湖南师范学院涟源分院;2012年涟源一中改为湖南师范大学附属蓝田中学。近年来在涟源一中和涟源市掀起了一股追思和彰显国师风貌的热潮,相继兴建了一系列以“国师”命名的建筑、设施、景观,包括国师旧址纪念碑、国师广场、国师文化墙、国师路、国师桥,以及钱锺书(国师外文系主任、《围城》作者)的巨型塑像等。“国师文化”“国师精神”成为母校师生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借鉴和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