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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党政治新发展”学术研讨会主要理论观点

9月22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世界政党研究所主办、浙江(嘉兴)中外政党研究中心承办的“世界政党政治新发展”学术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召开。在会议开幕式上,中联部世界政党研究所所长金鑫,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付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赵刚,嘉兴学院党委书记卢新波,当代世界出版社社长助理刘娟娟先后致辞,并举行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021—2022)》新书发布仪式。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外交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嘉兴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约200余人通过线上线下参加会议。主要观点如下:

强化政党研究在

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交融,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各个方面都有体现,经济层面逆全球化的思潮,思想理念层面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在世界政党政治演进方面有明显的折射。受此影响,世界政党特别是西方政党政治乱象丛生。金鑫认为,受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影响,国外政党政治特别是西方政治呈现出以下新特征:一是政党格局的碎片化和政治人物的个性化,导致一些国家政局走向和政策取向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上升;二是政党主张的两极化,传统政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土壤发生了变化,一些政党的意识形态左右难分,社会分裂难以弥合,“否决政治”盛行;三是政党宣传的即时化,改变了政党的传统运作方式,对很多老党的组织体系、动员模式和思想理念构成挑战,影响力、感召力下滑;四是西方一些政党炒作国内外多种矛盾,持续煽动民众、社会乃至国家间对抗,将意识形态与科技、贸易挂钩,将其武器化;五是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工具化,西方一些国家政党陷入“选票原教旨主义”,政党与民众之间基于内生性共同利益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逐渐外化为临时勾兑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六是很多国家传统政党地位作用弱化,不能适应新的技术平台和新的技术变革,在内部凝聚、社会动员、资金筹集、竞选宣传、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传统优势削弱;七是政党竞争博弈无序化,党内互斗、山头林立。很多政党“剑走偏锋”,把精力从“做更大蛋糕”转向“抢有限的蛋糕”,把治国理政能力的比拼变成博出位、造噱头的血拼,不仅不能引领民意反而贩卖焦虑,从协调利益变成制造和激化矛盾;八是政党争斗外溢化。现在各国内政外交联系紧密,很多西方国家政党为了掩饰自己在内部治国理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力,不遗余力炒作外部威胁,以转移视线和矛盾;九是政党国际合作“议题化”。一些政党希望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来寻求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政党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上升。因此,国内学界应进一步加强对世界政党政治演进变化的长期跟踪研究,预先发现新的动态并预测其未来走向,为政党外交和总体外交进一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郭定平认为,需要推动比较政党研究的范式转换,重新定义政党,不仅将政党看作一种利益代表机制,更将其视为一种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把世界政党研究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使政党研究成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治理研究的中心内容。余科杰建议,进一步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引领和阐释传播,打造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周淑真认为,政党政治的运行质量对国家的兴衰成败起决定性作用,要加强世界政党整体性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客观地认识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和深层机理。

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

复杂性更为凸显

许利平认为,东南亚政党政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特点,表现为动荡与变革相互交织。2022年,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全球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的挤压以及输入性通胀冲击等挑战影响着东南亚地区有关国家的国内政局稳定。林德山认为,随着欧洲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政治影响力的持续下滑及政党结构的碎片化,一系列矛盾冲突显著体现在政党政治的竞争主题中,表现为传统物质主义政治与后物质主义事务的交叠并存、传统的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与跨阶级和代际分化并存、对一体化的诉求与寻求国家新的保护的政治取向的并存。沈晓雷认为,非洲国家政党政治多党选举虽已实现制度化,但政党数量不断增多,政党间竞争日趋激烈,并由此形成了一党主导型、碎片化型和朝野势均力敌型三种政党体制并存。袁东振认为, 21世纪后拉美地区传统政党制度逐渐为新的政党制度所替代,表现为,许多传统政党影响力和号召力下降,新兴政党大量崛起,政党格局更加碎片化和分散化;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职能弱化,沦为选举机器;政党更替频率加快,政党生命周期明显缩短。康晏如认为,原苏联地区政党政治发展30年仍处于转型与过渡时期,弱政党政治格局逐渐形成,政治动荡风险犹存。鞠豪认为,过去30年中东欧政党政治逐渐由混乱走向有序,政党规模趋于稳定,左右翼政党轮流上台执政成为政治主线。但政党斗争相对激烈,政府更替频繁,新一批民粹主义政党崭露头角,对中东欧政党政治发展形成挑战。胡仕胜认为,印度人民党莫迪执政以来的8年里,在超常规的政党政治建设、坚决果断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设置与兑现、对国大党政治文化及开国领导人治国理念的清算与压制、对“爱国民粹”思潮及右倾保守政治势力的“正名”与褒奖,以及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和统一税收政策等措施的果断出台,整合了执政资源,重构了政治生态。郭春梅认为,澳大利亚工党重新上台执政面临新态势:国际国内议题高度联通,应对气候变化、通胀高企。

政党治理水平事关国家发展大局

谢韬认为,美国两党政治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会两党极化已经达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最高点;共和党从大资本家的政党,正在变为白人工薪阶层的政党,呈现个人化或个人崇拜;而民主党呈现该党未老总统提名人先老的现象。这些变化都对两党内部的正常代际交替和美国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黄福寿认为,欧美国家政党极化与政党格局碎片化日益严重,既给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带来影响,也重塑了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张春满认为,部分西方国家政党出现恶性党争、社会撕裂和政治衰败现象,政党本身成为民众诟病的对象,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孙林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造成了诸多政党数字化建设既增强又削弱、既建构又解构、既减负又增压、既专业又业余、既开放又封闭的困境。余维海认为,国外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和行动逻辑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传统特征,但不乏观点分歧。林红认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左右分野在议题建构、选民动员等方面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这对于政党建设、政党体系和政党政治有着重要影响。右翼建构了有广泛动员力的民族民粹主义新议题,展现出左翼无法企及的强劲势头。武祥认为,政党治理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建设的成败,执政党制定实行的政党规范之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党内,而是向非党员和社会事务产生“溢出效应”。

国外政党政治陷入发展困境

徐世澄认为,曾连续执政13年现处于在野地位的巴西劳工党参加在2022年10月的大选,提出要“重建巴西”,劳工党温和化倾向进一步发展。张添认为,缅甸军人2021年重新接管政权后,政党政治仍在艰难存续,表现为政党制度的延续、选举制度推进的政党化和中间政党地位的相对提升。杨云珍认为,法国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诉求对欧洲左翼政党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党政治的走向关乎欧洲福利国家能否重构。赵超认为,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反映出政党更加碎片化,传统政党内部分裂加剧,力量遭到削弱。第五共和国约束多党混战的制度作用正在被削弱。执政党自身定位出现“右转”。轩传树认为,德国绿党在新政府中占据包括外长在内的五个内阁席位,可能给中德双边关系带来不确定性和新的发展空间。陶永燚认为,德国2021年联邦议会大选之后,两大主流政党持续走弱,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对朔尔茨领导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形成严峻挑战,德国绿党正在由环保之绿变为“橄榄绿”。肖欢认为,澳大利亚工党在2022年击败自由党,但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传统政策没有改变。李海玉认为,美国持续系统性危机为美共发展带来良好机遇,但其发展仍受诸多制约。郭馨怡认为,当前大多数西方国家选举推出的反建制人物数量增加,冲击着政治体制,政治暴力不断升级。翟迈云认为,种族叙事是美国政党在选举中赢得选民的重要工具,两党将“身份政治”竞选策略作为有力工具,对种族、族裔问题有关的历史、事件以及行为进行不同的解读,结果是分化下层民众、遮蔽阶级不平等,导致美国的制度模式吸引力下降。

对以上议题和其他问题,参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执笔人:周淑真,浙江(嘉兴)中外政党研究中心主任;肖欢,浙江(嘉兴)中外政党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