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超

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指出，从竞速学的视角看，视觉机器是视觉层面的技术义肢，它既对视觉场域可感诸现象之显相，即人们的视觉时空进行重新组织，又代替人类智能对客观现象做出分析。数字图像、视频通信、全息摄影、人工智能等，都属于视觉机器的范畴。按照维利里奥对图像的历史划分，20世纪之后的技术发展使得人类生存于图像的反常逻辑时代，即视觉机器时代。在这一时代，视觉机器加速了人类的生存恐慌，即在等待意外”的生存境遇里座架”自身并走向虚无。维利里奥借用阿尔贝·加缪在时事：政治文论》中的话描述了图像的不同时代人类的生存特征：17世纪是数学的世纪，18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19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20世纪是害怕的世纪。在《等待意外》一文中，他还特别强调，21世纪是“冷恐慌”（panique froide）的世纪，在这“冷恐慌的视野中，人们在一种神经质的状态下竭力等待意外”。

在贪婪与焦虑中等待速度暴力

恐慌是“关于可见与不可见的哲学”。在图像的反常逻辑时代，视觉机器的远程客观性（téléobjectivité）与实时性使得人类处于“可见”与“不可见”的生存恐慌张力之中。其中，“可见”的是虚拟展现的事物，“不可见”的是再现的事物。视觉机器中“可见”的“展现”压倒“不可见”的“再现”直接引发了意外的等待，而“这是一种反常的等待，由贪婪和焦虑共同构成的等待”。其中，贪婪构成的等待是对虚拟展现的过度着迷与自我迷失；焦虑构成的等待是以集体特征体现出来的抑郁与恐惧状态，“这种状态会约束任何的主体间活力，而且注定要走向一种平民威慑的状态”。当然，不管是贪婪构成的等待还是焦虑构成的等待，其等待的意外终究是速度暴力，“伴随着速度，世界一再地损害了物体，被同化为资讯的开端。正是这种干涉摧毁了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技术最后永久性地再生产了意外之暴力”。视觉机器的速度带来了人的本体论地位的转变，人不再支配着速度，而是速度支配着人，速度成了人之存在属性而不是人之存在周围环境的属性。要言之，“你不具有速度，你就是速度”，这就是速度暴力的核心内涵所在。

具体来讲，视觉机器的速度暴力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方面，视觉机器依赖速度这一“大写的我”给人类带来了无目光的“观看”和无思维的“反射”，阻隔了感性意识与理性思维的沟通，并制造了同一性的数字化生活场景，即“使得一个有着上千观众的放映厅里，却实际上只有一个观众”。从感性意识层面讲，视觉机器通过速度制造了“失神癫”效果，实现了公众情绪的同步化，并破坏了真正在场的社会平衡。例如，速度政治带来的“情绪民主”对“舆论民主”的替代。从理性思维层面讲，视觉机器的速度通过建构新的时空使得人类的知觉体系崩坏，并直接“导致作为对现象的直接知觉的意识之消失”。直播语境下的观众与事件的同步性使得人们不再“反思”而是恐慌式条件“反射”，正是这一方面的体现。另一方面，依托数字光学的视觉机器造成了感知的混乱，“其数字威力的意志感染着人的视觉和知觉”。一是视觉机器“封闭环路”的图像交流变革，直接造成了人类的感知麻木，即忽视甚至丧失了特有的移情功能，沉沦于视觉遗忘之中。二是视觉机器通过视觉图形光学和图像的数字化挑战着人类的悟性，以其生成的视觉幻象或理性幻觉发挥着以往媒介难以比拟的识别力与说服力，直接造成了人类的视觉败坏甚至生命败坏。三是视觉机器的数字统计与分析功能接管了人类特有的判断与思维能力，以其技术的优越性将人类排除在决断体系之外。

“座架”的危机

与“虚无”的创造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指出，“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之中”，而技术“座架”以两个方面的“促逼”形式表现出来：对自然界的“促逼”与对人的促逼。视觉机器加速了现代技术的“座架”危机，并带来了表征人类生存恐慌的技术导向文化，“技术专家的文化被用于人世间与自然界（人类的自然）……这种文化最后只创造了空无与荒漠，因为只有虚无是连续的，且因而成为引导”。一方面，视觉机器造成了“道路层的（dromospherique）污染”与生存环境的“荒漠化”。在维利里奥看来，道路层的污染是灰色生态学的范畴。作为与水污染、气体污染等类似的污染现象，道路层的污染是关于空间扩展的污染或“大小—自然”的污染，而不是自然的污染，“它通过使旅程萎缩到几乎变得无用，而触及到主体的灵活性和客体的能动性”。具体来讲，视觉机器的远程在场与实时性的竞速特性使得主体到客体的旅程缩减至无，直接造成了可见景象和风景的光学厚度危机或事故。距离对于人类来讲意味着认识、记忆和类比，它组织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视觉机器带来的光速传播或远程通信，缩短甚至消灭了主客体间的距离维度，使得人与其置身其中的自然环境关系退化（自然地理多样性消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性消弭。这既造成了“大地的丧失”或封闭环路的荒漠化，即不再依赖于世界的伸展本身（物理间隔），“而是依赖于一种对遥远表象的即时传播的界面，依赖于一种地理的和几何的停滞，在这种停滞中，一切体积、一切立体感都消失了”，又加剧了“媒体座架的裂隙”，以至于“世界已经变得如此狭窄，幽闭恐惧症已经突然变成人类的主要危险”。

另一方面，微生理环境的控制与世界的虚化。在维利里奥那里，视觉机器在技术学的谱系中不仅见证了“电磁接近”法则对“机械接近”法则的取代过程，而且昭示了遵循“电磁接近”法则的微型化生物技术对人的身体的入侵，或者毋宁说，揭示了“内生”机械化代替“外生”机械化的技术趋势。在人类的技术史上，牛顿时代的技术是建立在几何学与经典物理学基础上的“外生”机械化技术，它建构了“空间类间隔（负符号）”与“时间类间隔（正符号）”，强调了技术对地理环境与物理环境的控制。视觉机器作为爱因斯坦时代的视觉技术，建构的是“光种类的间隔（无符号）”，如手机通信、计算机通信、量子通讯，它昭示的是光速技术对微物理环境控制的“内生”机械化时代。具体来讲，视觉机器在媒介技术的运输革命与传播革命之后，将在生物技术微型化的基础上迎来移植革命。这种移植革命不是简单的器官移植（心脏、眼睛、肝脏等），而是作为新型刺激物的“微型发动机”（如细胞机器人）的移植，“这些微型发动机可以取代某个自然器官的有缺陷的运行，而对于完全健康的人来说，它们甚至能借助一些可以远距离即时询问的探测器，改善某个生理系统的生命功能”。当然，这只是阶段性的移植革命体现，生物学与技术学的合谋制造的视觉机器终将实现对人全面的“内殖民”。“内殖民”作为“光种类的间隔（无符号）”基础上的微生理环境的控制，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强化了速度虚无主义遮蔽下人的消解与世界的虚化。

维利里奥以其特有的竞速学视角对图像反常逻辑时代视觉机器的分析充分体现了“速度革命”带来的技术后果。在人工智能（视觉机器的新形态）日益兴盛的21世纪，维利里奥关于视觉机器带来的生存恐慌的诠释，对于现时代的人类来说无疑有着积极的启示。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研究”（18JZD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