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长云

读了张懋镕教授新作《再谈义方彝和令方彝的年代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17日第4版），忍不住要再说几句话。倒不是为了给自己争一个后息者胜”的名义，实在是有关令方彝年代的问题太重要了，许多相关的历史与考古问题都卡在这里。不过，笔者对于争论的前景还是抱着乐观态度的，相信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相关领域都已取得长足进步的条件下，辅之以一些新发现的器物，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的。

张懋镕教授的这篇文章是针对拙文也谈义方彝和令方彝的年代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23日第4版）做出的回答。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对拙文提出的几个要紧的问题并没有给出正面回应，却去谈论考古类型学方面的问题。笔者不反对在对令方彝年代的考察中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但感到仅仅使用类型学而放弃对铭文具体内容的考察，未必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即便使用考古类型学，也有一个如何使用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再向张懋镕教授请教如下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