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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古一生相伴(十三)


■1984年春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召开期间,四川省同事与夏鼐、苏秉琦等先生在成都王建墓前合影。作者/供图



■1984年春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全体代表合影。
作者/供图


◇赵殿增

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

改革开放后,国家文物局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加强全国考古发掘的管理工作。为了解和支持四川的考古工作,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选择在成都召开首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各省都带着自己的工作成果和问题,会聚到成都的锦江宾馆。会议一共进行了十天,除了各省进行情况汇报之外,还特别围绕我国考古发掘中的业务、技术、队伍、管理等工作中的问题,在会上会下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讨论和交流,极大推动了我国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发展,被认为是中国考古“黄金时代”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我有幸参加了大会秘书组,了解到一些问题的研究情况。

针对全国考古发掘的管理工作,大会首次制订了全国统一的《田野考古工作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明确规定每项发掘必须正式申请,并颁发“证照”。此外,计划连续举行“考古工作汇报会”,开展考古工地大检查;决定举办“考古领队训练班”,对毕业后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业务人员进行集中培训,考核合格后方能取得领队资格。

我在秘书组中参与了一些讨论研究工作,会后又参加了由黄景略处长带队的十人专家组,去川西、川南进行为期十天的考察,边走边讨论修改《章程》,还检查了邛窑遗址、自贡恐龙化石遗址等重要的考古发掘工地。我一直把专家组送上了从重庆到武汉的轮船,他们在船上最终完成了《章程》的定稿,并于1985年正式颁布,在全国实行。

此次汇报会围绕我国考古工作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苏秉琦先生在总结大会上做了《提高业务水平,提高工作质量》的主旨发言,明确提出“我国考古工作和考古学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主要标志是:“已有相当数量的一批系统的工作、工地和原始资料”,“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已有一批新中国成立后新培养、成长起来的专家、学者”。在分析了形势和问题之后,他具体提出了“在摸清学科发展的重要生长点的条件下,加强田野工作的计划性,开展学术交流,为加快学科的发展开辟新路”的工作任务,指明了今后工作的方向,大家深受鼓舞。这次会议有力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

会议还特别对三星堆考古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具体指导,大大提高了我们工作的目的性和计划性。3月7日下午,我在大会上汇报了近年四川三星堆遗址等处的发掘收获。苏秉琦先生专程赶到省考古队的文物标本室,仔细研究了三星堆近年的出土文物,说:“我看到这许多材料,很激动!”“我看到巴蜀文化了!”他在总结大会上反复讲到了三星堆:“据四川省文管会的同志讲,花了约两万元,用了两年时间,就具备了一定条件,就是建立基地的问题”,“陪同我们参观的叫陈显丹,他讲得头头是道。可以说从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也可以说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四川有这样一批材料和工作成果,我看就是生长点”,“可以成为一个学科分支,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分支”。他还从要建立系统的考古标本室、进行基础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加强田野考古工作的计划性、开展学术交流等方面,提出了当前具体的工作任务,使三星堆考古工作很快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3月10日,代表们参观四川省博物馆,夏鼐、苏秉琦等先生还察看了博物馆的库房。苏秉琦先生在库房的过厅里,看到了两筐陶片,就找了个小板凳,在地上摆起“分类排队”来,并让陪同他的童明康把我叫过来询问情况。我说,这是1963年川大考古实习在三星堆遗址北面的月亮湾发掘的,还没有整理完。苏先生说,这才是巴蜀文化,要坚持在这里挖。

会后我们按照苏秉琦等先生提出的指导意见,组织力量全面调查确定了整个遗址群12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围,发现了早期城墙的线索,还在三星堆旁和西泉坎遗址做了小范围试掘,在三星堆旁树立起“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随后又在三星堆砖厂民工房里建立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1985年,省考古所送陈德安、陈显丹两人去国家文物局在山东兖州举办的“考古领队培训班”学习了半年,他们经考核都获得了独立领队的资格,为三星堆接下来的大发掘创造了条件。

经过几年的准备,省考古所计划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进一步弄清三星堆的文化内涵,以便制订三星堆遗址的保护方案。1986年的新年刚过,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林向先生就来联系考古班学生的实习问题,希望地点能确定在三星堆。双方一拍即合,3月5日,由三十多名业务人员和一百多名民工组成的大型考古发掘队在三星堆正式开工。省考古所的发掘领队与川大的林向、霍巍、李永宪先生一起,围绕三星堆的南、东、北三个方向,分三区布置了一百余个探方,正好把三星堆土堆和最近确定的中心祭祀区围在了中间。这次共发掘了1335平方米,遗址堆积最厚处达2.5米,可分为16层,测定年代在距今4800—2800年前后,出土了大量遗物和遗迹现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86年4月,我同省文化厅文物处的领导一起去昆明参加第三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向大会和国家文物局领导汇报了三星堆的最新工作情况,希望文物局领导和专家组能去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进行检查指导,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提前赶回四川进行准备,工地上的考古队员既紧张又兴奋。4月底,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文物处处长黄景略和王军、李季等人一起赶到三星堆,认真检查了考古工地,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国家文物局领导还与省、市、县领导一起,研究确定了“各出部分经费,拆除砖厂,全面保护三星堆遗址”的重要工作方案。不久后发现了一号、二号祭祀坑,砖厂最终被全部拆除。至此,三星堆考古事业也从1980年开始的连续发掘时期,转到主要进行整理研究、保护管理、宣传展示工作的新阶段。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