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阶 肖玲玲

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不同，华夏民族与国家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以及特有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并在历史发展中构成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与华夏民族的深层价值理念。

“协和万邦”与“天下结构”观念

国家不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社会整合的工具。在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中国大地上，外在的自然灾害及族群间战争，与聚落社会阶等分层形成的阶级冲突相结合，形成了早期国家演进的内外动因。从文献考察，距今40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既是一个灾异频仍的时代，又是一个部落之间冲突激烈的时期。为了应对这种环境挑战，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唐虞时代，就产生出“自愿联合”的庞大部落联盟。这种部落联盟的重要职能就是强化对内对外的应力机制，以各氏族、部落的共同力量，来抗拒单个氏族、部落所无法抵御的洪水、干旱；通过联盟内社会整合，达到同一地域部落集团的有序化，弥灭内部争战以及抵御其他部落的骚扰、入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区域间聚落的聚合呈现加速趋势，并构成了新石器时代“历史化”运动的二重机制。一方面，战争、迁徙、灾害等因素，使各血缘兼地缘性的政治共同体成为氏族、部落成员的生存“外壳”而具有强大的活力。另一方面，战争与洪水、海浸或干旱，使单个氏族、部落必须求助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其他部落力量，以“类”的群体手段去对付威胁与挑战。这种挑战与应战机制，使血缘与地域性的部落共同体逐渐形成层层叠加的复合型社会组织，它既促使着史前政治共同体的发展，也促进了各政治体中的族类认同与政治体认同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