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嵘

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政治运行机制中，教化占有重要地位。教化依据的原则及采取的手段是多样的，除了韩非子“以法为教”等思想，以礼乐为教的儒家思想居于主流，长时间、大范围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秦汉之际，儒家集中讨论礼乐教化的文献，涉及具体的礼制法度、仪节规范的较多，《礼记》则与侧重记载具体仪节、条文的《周礼》《仪礼》等经典文献在旨趣上有较大不同。《礼记》以“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为目的，重在阐发礼仪条目背后的“礼义”，因而能更为直接地论述实施礼乐教化以及礼乐教化自身的思维理路。经由《礼记》等经典文献的诠释，礼乐教化成为一套圆融通贯的系统，并实际作用于社会政治生活。《礼记》中有关教化的内容，以“天地”一词为核心主线，集中出现于《月令》《礼运》《乐记》等篇目中。

《礼记》所见“天地”形象，并非一种有自我个性的人格神，更多与自然秩序、自然现象相近，因而以天地之象指称其形式，即冯友兰“天有五义”中的“自然之天”。作为人间之事的教化显然不属于天地之象，《礼记》的记述也从未将二者混为一谈。由此，《礼记》以本体论意义上的天地之象与人间之事的分别，为建立“天地”与教化之间关系的逻辑起点。天地之象在《礼记》中主要表现为客观的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以四时为序，丰富多样，诸如“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天地始肃”“地气沮泄”等自然现象的显著特征是其不具有意识，并不与人间之事有价值性的关联。与之相对的人间之事，则较为复杂，以是否与天地之象直接相关为原则，可以分为两类。直接相关的一类是“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此言人类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某些联系。另一类则更能体现人间之事与天地之象的分别，这一类是“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可以罢官之无事，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筑囹圄”等社会生活事务。在论述天地之象与人间之事的分别之后，《礼记》对人如何认识自身与天地之关系的论证随之而来：“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对作为生成人的关键要素“天地之德”的解释，孔疏谈道：“故人者，其天地之德者，天以覆为德，地以载为德，人感覆载而生，是天地之德也。”人由感应天地的方式得以生于天地之间，由此建立了与天地的关系，并进一步以此作为认识天地的方式。既然人可以主动与天地相呼应，人应天地的原则必然有顺天和逆天两种选项。《礼记》指出这一原则蕴含在天地之象中，提出“以顺为本”的伦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