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文强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重要精神。唐宋以后，科举制推行，士大夫群体庞大，仕途壅滞，很多人无法实现治国之志。他们深受家国同构和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认为小家是大国的基础，治家也是治国，教化百姓便是平天下。明代山东文教虽不及江南，但在北方较为突出，士大夫众多，他们很多人顺应社会变化，努力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积极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他们协助官府应对地方危机，兴办文教，维持社会秩序；著书立说，尊祖睦族，配合官府教化，培育社会安定力量。

协助官府应对公共事务

明代山东士大夫在日常凭借自己的威望，多会协助地方官处理公共事务，为解危济困尽心、为地方安定尽力。此等义举利于社会稳定，利于地方官府控制力的维持和增强。

万历四十三年（1615），山东出现大饥荒，青州府等地出现群盗。他们拒官兵，杀保长，导致社会危机。礼科给事中莱芜亓诗教痛心疾首，向神宗上《饥民疏》，奏请赈灾银23万两，以解百姓燃眉之急，切断了暴乱之源。民众感谢其恩德，在莱芜县西关城外建“亓公祠”。

崇祯四年（1631），孔有德等在吴桥哗变，祸乱山东，持续18个月，莱州府治掖县危急。面对家乡战乱，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前后连上四道奏疏，请求速调军队解围，“臣等极力呼吁，毫无救于桑梓，是真无父母祖宗矣！”其他士大夫参与守城谋划，统领官民抗敌，“破黄报至，莱郡官绅公议，上城协守。知府朱万年守南门，乡绅则考功张忻……御史赵胤昌守西南角”。他们还响应知府朱万年号召，捐资助战，张孔教及其子张忻捐银一千两，毛纪族人亦捐银二百两。

明末战乱之下，山东部分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一些士大夫勇担相应权责。如安丘张继伦劝导县令勿弃城而逃，率族协防，后来坚持正统，集众杀害李自成政权的“伪县令”刘宪卿。再后来明亡，安丘当地官府瘫痪，社会大乱，“盗贼蜂起，无长吏为之统摄，邑中又大乱”，张继伦受父老嘱托，代理县城治权，修城造械，枕戈待旦，维持秩序，稳定民心，“暴露城头者五阅月，饥不敢食，劳不敢息”。

明代地方官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兴办。因为学校教育不仅与科举相关，关乎官员选拔，还在于其维系教化的作用。兴办活动中，不乏士大夫的协助。他们家境殷实时，多会帮助修缮教学设施，改善当地儒生学习的环境。崇祯时招远杨道缜重修县城的文昌祠，维系民众对文化的信仰；杨观光遵父遗命，置田120亩，捐赠本县学宫作学田，嘉惠学林。教育得以发展，士大夫群体扩大，儒家文化传播力量随之增大，地方教化和社会安定便拥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

改良社会风俗

明代中期开始，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民众逐末游食，相率成风。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衣食消费趋于奢侈，僭礼之事日多，山东多地“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这促使社会结构失序，很可能引发动荡。因此，士大夫颇感焦虑，深恐国家会衰亡，便极力引导社会风气转变。

面对世风之坏，山东地方官注意引导和纠正。万历年间益都知县赵行志颁行《广崇俭约规》，倡导节俭，士人对此多半阳奉阴违。部分有识之士在社会责任感的促使下，批判世风日下，呼吁改良风俗。锺羽正重修府志时，格外注意“风俗之侈靡”，倡导崇俭，并撰有《风化议》，引导世风之变。高有闻从其志，著有《崇俭约》。他们的觉悟和著述配合了官府移风易俗的举措。

明太祖积极推行乡约，依托地方行政体系，“结合社学、乡饮等制度，设立里老与旌善、申明二亭”，宣讲《教民榜文》，施行教化，调解民众纠纷，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嘉靖朝后，乡约在全国得以推广，士大夫也积极参与乡约的构建。与此同时，士大夫主导的宗族建设兴起，他们将乡约精神贯穿于宗族建设中。如青州邢玠在邢氏《简明罚约条件》中两次谈到“乡约”，并订立《宗会约》，用族长制推行乡约；制定《宗规》，劝诫族人，遵礼守德；著有《崇俭录》，倡导节俭，并制定惩处措施，“日用衣食，过为费侈，不听教训者，罚钱五十文。二次除罚外，记过”。

一些士大夫认为宗族建设是国家安定的基础，族谱是社会和谐的关键，“自封建罢而宗法废，先王所以统宗合族，正分防僭，维系人心，之具赖有谱牒存焉耳”。族谱不仅能保存世系，还可和家睦族，教化族人。他们多视族谱为家族史书，“谱之作，盖一家之史也”。修谱犹如著史，“劝惩之道寓焉”。要在其中劝告族人遵从道德，“其要在于敦孝义，慎名节，笃文学，尊尊，亲亲，贤贤，贵贵，足以励俗而裕后”。

参与基层治理的价值与困境

明代士大夫参与社会治理，虽然无法获得多少功名利禄，但可赢得社会威望，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官绅合作应对地方事务，便是认可士大夫威望的重要方式。如莱州知府朱万年充分利用士大夫抗击孔有德围攻。再有地方官为富有德行的士大夫树碑立传、建造牌坊，亦是对其人生价值的认可。民众感知其德行后，也会给予朴素的回应，一是敬服其德行，甚至让其担当事务处理仲裁，“里中有不平事多往质之，据理直言，人皆悦服”。二是响应其倡议。士大夫在孔有德之乱中，能获得乡人响应，较大程度上是因其平日德行带来的威信。

然而，在明代中后期，山东士大夫也时常发生道德丧失、违法乱纪之事，严重损害其群体影响力。不少士大夫“倦读，且不修君子之行，斤斤守法者固多，而败群者不无其人”。正统时山东按察司佥事薛瑄上奏，“各处儒学生员多有屡犯刑宪，全无忌惮”。《醒世姻缘传》的描写反映出晚明章丘部分士大夫不知礼节，时常“笑他（老人）弯腰屈背，倒四颠三的”。这些害群之马在社会风气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时人已意识到“今之风俗坏于士”。

明代山东士大夫推动家族建设，协助地方教化，寄托着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样的思想源自孔孟所渴望的周代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而秦朝后，血缘政治和文化被破除，基层治理难以恢复家国同构的制度，而政治文化有所延续。士大夫践行那些颇具复古色彩的政治理想，只能修补现实制度，无法实现所愿的大治。

总之，治国理政是士大夫的主流理想，而现实中很多人无法拜官授爵。但是，这不妨碍他们人生价值的实现。像明代山东士大夫一样，全国各地的士大夫很多没有因位卑而忘忧国，凭借理想和热情胸怀天下，参与基层治理，为家族和乡里办实事，效果可能不如其所愿，却对政权有益无害。这样的威望成为士大夫身份的另一种认证方式，一种软性权力。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明清山东士绅与儒家文化的基层传播”（20DLSJ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