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婷

科举制度，自隋朝创设后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到明代，为了更有效地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人才，明太祖朱元璋在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创设了庶吉士制度。之后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考选、培养和考核、授官程序：每科科举考试的殿试完成后，从二甲、三甲进士中再考选优异者进翰林院学习，并由皇帝选派专门的教习人员担任馆师，对其进行悉心培养和考核，学成之后根据成绩授予官职。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此外亦有少许授部属官和外官者。庶吉士制度成为明代培养高级文官的主要机制，“名卿硕辅，繇此途出者十之八九”。但是，这一高级文官培养机制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弊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

庶吉士制度增强明代

高级文官选拔任用有效性

庶吉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科举制度的延续，但在某些层面上又比科举制度具有更深层次的进步意义。

首先，庶吉士制度的形成不仅使明代高级文官的选拔任用途径更加多样化，而且增强了其有效性。明初选官主要包括科举、荐举、学校和吏员四种途径，天顺以后荐举基本名存实亡，四途并举变为了三途并举，而在这其中，科举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所以集中于进士之途的士子众多。但是由于殿试的偶然性，许多优秀人才往往被埋没，而庶吉士制度的创设正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在二甲、三甲进士中进行再考选再培养，进一步精炼了后备官员的培养范围，并且使这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官后备人才有充足的时间接受更为系统的职前培训。这段时间对于刚刚金榜题名、志存高远的进士来说是一个沉淀的过程，是积累经验、提高自身素质和从政能力的过程。有明一代，大多数的翰林官、一半以上的阁臣和相当数量的六部尚书、科道官员，皆是庶吉士出身。换言之，庶吉士已经成为明代文官系统培养和任用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次，庶吉士制度对于经世之学的重视，有利于培养庶吉士的时政处理能力。庶吉士进学翰林院后，其学习内容包括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学成之后亦是根据平时表现和考试结果授职，这些作为对其学习积极性的督促，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其从政以后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以万历时期王锡爵辑校的《增订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为例，其中收录的馆课，既有《盐政利弊议》《盐法钱法议》《保甲议》等关系国家收入与安定之文，也有《谕防秋边将玺书》《谕朵颜等卫属夷檄》等直指边防安宁之作，同时亦有《答西北垦田水利问》《救荒奇策何如》《雨雹对》等攸关百姓日常生计的题目。这些课业皆能帮助庶吉士对国政民生等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有助于其将来从政后解决实际问题。此外，嘉靖十四年庶吉士何维柏在其文集中提到“登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读书时，以朔望得预朝班”，这种亲历朝务的机会对庶吉士入仕之后的实际政务处理能力也大有裨益。

最后，庶吉士可以直接上疏建言和针砭时政，有利于培养庶吉士的参政意识。如：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庶吉士邹智上疏劝明宪宗“进君子，退小人”，矛头直指阁臣万安、刘吉、尹直；正德十四年武宗决意南巡，群臣谏止，庶吉士汪应轸、江晖、王廷陈、马汝骥、曹嘉亦参与其中，明武宗震怒，五人皆罚跪五日，廷杖几死；万历二十三年科庶吉士刘纲于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以屡灾宜修省上疏，不仅弹劾元辅赵志皋，且有“陛下试自省昼之为、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之语。虽然这些庶吉士未能实现建言目的，最终还被降职谪调，但是他们所表现出的与国家利害与共的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庶吉士制度在培养这些高级文官后备人才的参政意识方面是可取的。

制度实施不力制约高级

文官培养机制的有序推行

作为明代新创设的一项制度，庶吉士制度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与既定目标相矛盾的弊病，从而制约了制度的有序推行和积极作用的发挥。

首先，地位的尊崇以及选馆之后内部竞争意识的缺乏催发了一部分人急功近利的态度，不专于学业。“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这样的身份地位使其自身优越感极强，以致自我学习意识淡薄。如弘治六年科，学士李东阳、程敏政教习庶吉士，至翰林院审阅会簿，庶吉士已经悉数请病假离去。到天顺八年科，庶吉士在进馆的次年相率入内阁请求解馆，大学士李贤不得已于第二天请旨授职。这种速成式、无内涵的培养方式不仅不利于后备官员的成长，而且严重破坏了培养机制的权威性。

其次，受制于人为因素，影响了制度本身的公平性和规范化实施。无论是考选还是授职，营私舞弊、冲击制度的情况都在不断发生。如考选，成化十四年科庶吉士考选后京城传语：“翰林十学士，三是白丁。”而这三白丁皆为阁臣万安私意选拔。正德三年科五名庶吉士皆未考试，为传奉所选。嘉靖十一年罢选庶吉士，则是因为当时“仕路混浊、贿赂公行，庶吉士素号清选，至是亦兢以贿营求。贫者称贷为资，有持券入贷于司礼太监黄锦者，锦密以闻，上闻而恶之”。再如授职，正德三年七月，弘治十八年科庶吉士孙绍先丁忧归来，按旧例应直接除授科道主事，但是却通过大学士焦芳重新入院肄业，之后得授检讨。嘉靖五年科庶吉士在嘉靖六年十一月授职时，“张璁谓庶吉士皆乳臭，不堪教养，又不当科道，止就其榜第铨除，于是无一留。盖初入相，庶吉士不往揖，嗛之”。所以，人为因素的过度掺杂影响了制度本身的规范化实施。

最后，凡思凡想皆以文章说话，真正身体力行之学较少，大大限制了庶吉士处理政务的实践机会。受千百年来儒家传统士人培养思想的影响，诗文仍是庶吉士教育的重点，比如正统十三年教习官刘铉教习庶吉士，“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惬者，经月不置”。庶吉士制度初创时，其目的是培养文学侍从之臣，所以教学意在诗文辞藻，本无不妥。但正统之后，随着“庶吉士止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庶吉士与翰林、内阁关系日益密切，庶吉士制度成为明代培养高级文官的主要机制，但是培养方式并未作出积极有效的应变，翰林馆课的命题仍然多“送行贺寿以为文，栽花种柳以为诗”，导致培养出的人才迂腐陈旧，只会纸上谈兵，根本无法真正有效地处理时政事务，更无法在突发状况和明末这种需要应急人才挺身而出的时代发挥高级文官应该有的作用。

通过对明代庶吉士制度这一高级文官培养机制积极作用和局限性的探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无论何时，国家在对文官人才选拔和任用的过程中，皆应该重视对后备人才进行规范、严格、全面且有针对性的培养，并帮助其积累基层实践经验。同时，亦要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对培养方式和内容进行改革和创新，从而使这些后备人才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能力，以适应将来的职责履行。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明代山东庶吉士群体研究”（21DLSJ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