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8版:A08

﹃物﹄文化叙事与话语意义

◇陈斌峰

随着新物质主义的兴起,文学作品中的“物”研究正成为显学。文学中的“物”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背景走向前景,从客体走向主体,其广阔的阐释空间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文学作品不再仅仅是以人为主体的叙事活动,而是人与“物”共同作用的产物,人与“物”的界限被打破,人也成为“物”的一部分。这一思潮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突出了“物”的能动性作用、本体性地位和叙事性功能,反映了后人文主义时代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展示了物”的多维话语意义。

 

“物”:从文化符号

到施事能力

本质上说,文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它包含了历史的厚度与哲学的深度,承载了多元的文化形态。古往今来,“物”往往被视为作品中的意象、符号,是历史、文化、社会的表征。这导致了“物”在作品叙事中的主导性地位长期被忽视,物”对主题的深层揭示作用被淹没在文本之中。随着“物转向”的到来,“物”对作品主题表达、叙事进程等的能动作用开始被发掘出来,从而推动了评论家对作品意义的重新阐释,激活了文本的张力。

主体身份、社会思想理念、历史痕迹潜藏于“物”之中,“物”是一种文化符号,表征着社会历史与文化。然而,物”不仅是文化符号,更具有社会属性。“物”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物”与人的双向互动,“物”不仅仅是人及其文化的投射,更影响了人的情感表达和社会活动,促进了文化的生产。“物”的这一属性通常也被称作“物的施事能力”。正是“物”的这种施事性,使“物”从表征文化走向非表征文化,联结了人与“物”的情感体验和社会元素,关注到了不可表征和表征之外的过程、体验和实践,超越了人与“物”的二元对立,丰富了“物”的内涵与外延。如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苹果”往往会与希腊罗马神话相关联,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承载着“智慧”“爱情”“欲望”等西方文化意义,甚至具备施事的能力。如在小说《记忆传授人》中,“苹果”影响着主人公乔纳斯的心路历程,从而激励其收获情感、抵抗文化失忆症。苹果对乔纳斯的认知影响经历了三次重要变化,层层递进。劳里在小说中将苹果这一意象与乔纳斯认识物质世界、认识情感、认识人性联系在一起,苹果成为他打开知识世界的大门和认知家园的一把钥匙,主人公的独立人格与自我意识也逐步彰显。“物”在文学作品中凸显了主观能动性,在情节发展中推动了文学文化主题的表达。

 

“物”的力量:文化叙事

“物”不仅是“文化的物”,还是“叙事的物”。它从故事(内容)层走向话语(表达)层,具备了叙事动力,推动了叙事进程,促进了文化叙事的实现。“物”的叙事性长期以来被忽视,评论者往往停留在物”的符号性上,割裂了“物”与文本内外的多重互动关系,不利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内涵。詹姆斯·费伦认为,文学作品并存着文本动力和读者动力这两股叙事动力。其中,文本动力主要来自文本内部意义的不确定性,而读者动力则来自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或是隐含作者与作者的读者之间的张力。这两种叙事动力内外呼应、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叙事进程,从而实现叙事目的。可见,“物”不仅是小说情节发展的线索,而且在文本内外依托其多元文化载体,实现着小说的文化叙事意义。

《记忆传授人》作为一部反思人类文化失忆症的小说,选取“苹果”为叙事核心,在文本内外共同推动着叙事目标的实现。小说的文本动力来自于苹果”文化意义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源自“物”与人之间的多重互动:“苹果”既可以是人类对世界本质的认知,也可以是对人性之初的善恶本质的理解,抑或是对人的社会性情感与文化的理解。“苹果”的多种文化含义推动了小说对后现代西方文化失忆症的反思。文化小说的读者动力则来源于劳里心中的理想读者对小说意义的话语建构。作为一部少年小说,《记忆传授人》旨在揭示青少年群体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的认知误区。小说以“苹果”这一熟悉的物件为全书的叙事线索,并将其陌生化,在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之间互动,生成新的意义。“苹果”承载着劳里对少年一代积极追寻自我、创造丰富多彩的世界、远离文化失忆症的希望与期待。“物”正是在这两股叙事动力的双重作用下,推动了小说文化意义的传达。

 

“物”的多维话语意义

文学兼具审美与社会的双重属性。文学作品不应当仅仅被视作审美性语言,还应当被视作一种话语实践。而文学中的“物”充斥着微观的权力,作用于文本内外,成为一种“物话语”。它从静态走向动态,从文本内部走向文本外部,具备了施事动力和叙事动力,在文学作品中建构了多维话语意义。

首先,在文本内部,“物”作为一种修辞符号,与作品中的叙事框架、叙述交流、叙述声音、叙述时间、叙述聚焦等紧密关联,它与作品中对“物”描写的词汇、句法、篇章语法等连贯成一个独特的话语修辞场,“物”参与了文本话语意义的建构。在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困境》中,小说传递的是对性别话语霸权的反思,反对男性记忆侵蚀和挤占女性身体与女性空间,女性主义寓意十足,被困在雪地里的“汽车”便成为文本话语修辞场的核心。在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中,《可爱的英格兰》演说也是全文的一个修辞符号,被精心嵌置于小说中,使得全书共25章围绕着这一灾难性的公共演讲逐步展开。《可爱的英格兰》演说是小说故事情节向前推动的重要线索,正如谢弗在《阅读英语小说:1950—2000》中所指出的,《幸运的吉姆》第一章结尾处提及的演讲“促成了危机,改变了吉姆的生活轨迹:从自我毁灭走向自我救赎,从可怜走向喜剧”。更重要的是,演说的说服性修辞功能使得小说不是一般意义上为了追求趣味性、流行性的“叙事性小说”,而是具备深刻思想的“修辞性小说”。

其次,在话语实践层面上,“物”还指向了其背后的社会风貌、价值体系、制度文化等,从而在文本内外互动之中构建其话语意义。从社会学视角看,“话语”是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具体化形态。作为话语的文学作品,其文本背后是作家对社会伦理、生命哲学、民族关怀等的深刻思考。文学中的“物”,作为作品话语意义生成的重要一环,不仅指涉作品中的社会及其文化,更是与社会和文化互为建构,并在虚实之间与之形成一股张力,源源不断地生成话语意义。在拜厄特的《孩子们的书》中,矿井、煤块等本是封存的地下之物,其实是童话作家奥丽芙深藏在心底的童年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奥丽芙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源,而且参与了其主体意识和社会身份的建构。“物”可以凭借其强大的意义生成能力,成为建构社会身份和再现社会差异的重要途径。然而,不仅如此,小说中非人类的陶土在拜厄特笔下也具有了主体的生命和意识,使菲利普实现了阶级跨越。小说中众多对“物”的施事性描写,与书中丰富的童话故事以及人类对告别黄金、白银时代并走进灰铅时代的历史叙事串联在一起,体现了作者对当代人类文明的深刻反思。作为当今英国最富智性与想象力的小说家之一,拜厄特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物”的客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从而呼唤后人文主义时代的到来。

在新物质主义者的努力下,曾经一度被埋藏在文学文本中的各种关于“物”的细节被逐渐发掘出来,重新回归批评视野。“物”参与了文本的文化叙事,它不仅揭示了主体那些被尘封的记忆,成为表征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媒介,而且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行为。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项目“金斯利·艾米斯学界小说的文化话语研究”(FJ2018C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州大学至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