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教育公平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也是教育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程天君提出，当人们谈及“教育公平”问题的时候，必须回答好“什么是基本平等的适宜评估域”这一问题，使教育摆脱功利主义的影响，建构新教育公平观，实现教育公平认识论的转换。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教育以“阶级—权利”为基本评估域；改革开放后，以“效率优先”为基本评估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开始进行“素质教育”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进入21世纪，教育转向强调文化功能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逐渐成为教育的基本与核心评估域。由此可见，我国教育公平的核心评估域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由“社会”转为“人”。但在现实中，教育资源配置上的“效率优先”惯性与势能依然强劲，仍然处在一个由重“社会”向重“人”的教育公平转变的过程中。因此，以人为核心评估域，迈向新教育公平，必须以公权力和公信力为保障、以政府行为与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为动力、以教育公平理论与教育改革实践的互相结合为路径。

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民办教育迅猛发展，民办学校数量已经超过全国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校生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无锡太湖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阙明坤指出，民办教育法治建设是实现我国民办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教育体制改革、规范民办教育办学、遏制民办学校野蛮生长、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重要手段。民办教育法治建设应加快科学立法，创新执法机制，推进民办学校严格执法，促进民办教育公正司法，不断开创民办教育法治建设新局面，谱写民办教育新篇章。

与城镇相比，我国乡村教育面临更多的现实困境。比如，部分家长教育观念相对落后，教育方法相对简单，综合教育能力相对薄弱，“教育无用、读书无用”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依然存在。盐城师范学院江苏农村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姜超认为，乡村校长是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教育追梦人，追求乡村学校和乡村社区的深度有效互动，既是新时代乡村校长的重要责任，也是乡村学校实现高水平特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乡村校长在把握学校发展环境、完善学校治理结构、摸清学生校外环境、探索学校内涵特色发展之路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价值，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增长极。提升乡村校长社区领导力的有效策略包括：设计活动，培养积极的社区情感；加强学习，不断提高社区理解能力；搭建平台，建立常规性沟通机制；批判自省，逐步树立乡村教育管理思维。

课外教育是教育服务供给的另一种形式，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当前，我国课外教育市场规模巨大，发展很快。相关研究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高的学生，参与课外教育的概率越高。课外教育对青少年的发展、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吴愈晓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学年追访数据（起点调查为七年级，追踪调查时为八年级）为主要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我国青少年课外教育参与程度很高，总体参与率约50%，而且呈现明显的阶层差异。从学校教育来看，由于应试环境下对学业成绩的过度重视，导致校内有组织的普及性的课外活动被压缩，体育和艺术类的课程甚至可能遭到挤压，素质教育往往成了“形式主义”，“减负”举措难以收到预定的效果；从课外教育来看，不仅增加了家庭的负担（金钱、时间），而且会使学生的学习负担大大加重，对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青少年的发展应当是综合的，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学业成就、身体心理健康等应全面发展。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学校教育和课外教育的局限性。

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而这又与人才政策密切相关。人才政策涉及多方面因素，不同因素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同。那么，这些政策供给与人才的需求是否一致？其有效性又如何？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朱军文聚焦人才自身需求，对我国高校“海归”人才政策进行了调查研究。以薪酬、科研与教学支持、工作环境、个人生活与家庭支持以及高校学术声誉、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等为考量因素，将政策供给可能予以满足的个体需求的强度划分为较强、中强和较弱3个等级，尝试对政策供给和个体需求强度进行定量赋值和排序，为“软”的政策供给与个体需求匹配研究提供了“硬”依据。研究发现，高校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与人才个体需求之间既有一致的方面，也存在较多偏差。在政策制度制定上，应从重视物质保障向更加重视职业发展的软环境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