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国强

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试图用数”来认识世界。如今，他的思想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字”在工业、交通、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万物因数字而互联，算法正精准计算着生活中的一切，我们越发生活于一个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数字社会。数字技术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歧视、数字贫困、隐私泄露、信息茧房、失业等风险。这警示我们，数字技术蕴含着价值观念，无论是数字技术本身还是数字技术背后的人。正如陈昌曙指出，“技术是负荷社会价值的，不应该只从技术看技术，不应该把技术作为中立的东西而必须超出技术本身来谈问题”。

价值是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好”或“坏”的判断。我们应选择怎样的数字技术？是带给我们“物质”多一点还是“精神”多一点？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技术常成为人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佩雷斯（Carlota Perez）利用技术—经济”结构，形象地反映了经济发展与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目前在数字技术领域的突出表现是“流量至上”，这也是不少算法设计的普遍价值取向。数字平台只有拥有流量”才能实现盈利，于是如何获得流量”成为重点。与知识性、严肃性信息相比较，娱乐性、通俗性、猎奇性的内容更容易被用户接受，拥有天然的传播性。数字平台可以借助一定量的资金与时间，探索用户的兴趣，拓展信息传播的边界，丰富平台中的信息内容。但这样做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拓展的内容不受欢迎，反而会导致“流量”的下降，得不偿失。对平台而言，较为保险的办法是通过算法推荐人们喜欢的内容，这样能够快速形成“流量”并为平台带来丰厚的利润，但也容易导致所推荐的内容通俗化甚至低俗化。如果放任这种“无序化”发展，其后果将是假新闻、阴谋论等不良信息盛行，用户隐私与心理健康受到损害。马克思曾描述道，“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与不良文化相比，优秀的数字平台文化能够引领社会道德，服务精神文明建设。但当数字平台迫于“流量”的压力向不良文化妥协，带来的后果将是整个数字平台文化的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