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

2017年1月，英国杰出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逝世。对此，除了在人文社科界，坊间几无反应。此情此景，让学院中人颇感心寒。然而，随即去世的英国评论家约翰·伯格却受到热切关注。如此反差，不可谓不鲜明。其实，学者并非一直受冷落。当年爱因斯坦、罗素、萨特等，就曾拥有巨大声望和影响力。1997年，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去世，三个国家举行了纪念活动，英国广播公司连续两天播出一小时的纪念节目。而今，一切恍若隔世。有人怀疑，现在许多英国名流甚至报不出哪怕一个本国学院派哲学家的名字。这早已非个别国家独有的现象。其原因不妨归咎于时代、社会或公众，但任何道德谴责都是无力的，都无益于改善现状。它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提醒人们，专业领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我们有必要重审经院学术界与社会的关系。我们需要追根溯源，使问题得到根本改善。

上述问题其来有自。首先，这与数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迁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趋稳，知识界对公共事务的兴趣持续走低。其次，这与媒体有关。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大众媒体兴起，通俗文化日益挤占了高雅文化原有的空间。最后，更重要的是学院体制的变化。随着知识分化和考核体制日渐牢固，经院学术变得越来越细碎，很少产生溢出效应。大量学者的知识生产越来越远离大众的经验生活，丧失了对现实的介入能力和想象力。在当代英国，许多颇具影响的哲学作家已不在学院内，如阿兰·德波顿等自由作家，其作品《拥抱似水年华》曾风靡一时。不管原因是什么，其后果恐怕是“灾难性”的。优质知识的有效供给不足，将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不愿或不能参与公共议题，将会造成严重的知识短缺，使劣质知识竞相涌入并不断泛滥。这不仅会拉低公共知识的质量、破坏文化生态，甚至会影响社会的文明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