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军

从《金刚经》解经史来看，《金刚经》在中国的传播和注疏过程，体现出较为鲜明的佛教中国化特征。具体而言，无论是《金刚经》解经版本的选择、结构划分，还是解释风格、解释方向，都表现出与佛教中国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金刚经》解经版本的选择与佛教中国化。早在唐代，《金刚经》就形成了六种汉译版本并行于世的局面。这六种译本分别是：后秦鸠摩罗什译本（简称罗什译本）、元魏菩提流支译本（简称流支译本）、陈真谛译本、隋达摩笈多译本（简称笈多译本）、唐玄奘译本和唐义净译本。但纵观《金刚经》解经史，大多数注本都选择罗什译本作为注疏对象，这种对解经版本的选择与佛教中国化发展是分不开的。

首先，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选择《金刚经》作为般若经的代表性经典。众所周知，《金刚经》并不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般若经典。早期汉译般若经典有《道行般若经》《放光般若经》和《光赞般若经》，它们是般若学“六家七宗”盛行时期的主要经典；后来鸠摩罗什新译的大、小品《般若经》，唐玄奘翻译的六百卷《大般若经》，都是质量很高、体系完整的般若经典，但它们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传播和影响却远不及《金刚经》。原因在于，《金刚经》在多方面适应了中国佛教发展的需要：一是《金刚经》文约义丰，篇幅适中，深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喜爱；二是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尤其是唐玄宗曾御注《金刚经》并颁行天下；三是《金刚经》在唐代以后，伴随禅宗的盛行而为佛教各宗派所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