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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金刚经》解经史看佛教中国化

  • 玄理参同:明清时期东西文明交流

  • 《深圳社会科学》202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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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理参同:明清时期东西文明交流

◇王鹰

16—18世纪,发生了一场中西思想的大碰撞。西方天主教夹带着西方科学,通过欧洲地理大发现(15—17世纪)的航海通道,开启了天主教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包括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区)。中国作为天主教世界扩张的重要目标,相继出现了天主教各修会。修会以传教为目的输入的西方思想,是欧洲中世纪的正统神学,以及有利于神学传播的科学(地心说),而非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兴起的思想学说(人文主义),亦非背离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科学成果(哥白尼的日心说)。传教士的文化输入让中西古学在明清时期集中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对话始终隐含的传教目的(易佛以合儒,合儒以超儒),以及华夏泱泱大国作为对话发生场地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注定了明清时期中西文明的相遇,时刻涌动着危险的暗流。

天主教一神信仰排他性的潜台词,始终贯穿于明清天主教思想史之中,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方中世纪神学,是如何借用古希腊哲学,以其神学目的论割裂中国的道体论;以儒家礼制和儒家尚古之思,抨击“佛教传入中土的万物一体”(传教士对中国“万物一体”的曲解);以天主教的灵魂观割裂中国的“性理”和“理物”;将中国的民俗作神俗与人俗之分。在对话中,我们既看到传教士通过强调天主创世之独特教义,以抬高自己、贬低他者的文化排他性,也看到传教士以西方本体超越中国道体的传教理念,表现为以亚里士多德的所以然之思,将西方上帝凌驾于中国的太极、无极、道、理之上。同时,天主教在华的200多年,从朝廷到地方大大小小的教案,始终未断。汤若望(第一位在中国朝廷任职的传教士)钦天监历案,直接把斗争推向你死我活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