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援

自从1978年进入西北大学读研，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老师张岂之先生，从教七十年，年庚九十有五，超越耄耋，年近期颐，是我终身的学术引路人。

与学校结缘，是先生一生最幸福的事。不论是南通的城北小学，还是汉中的北师大附中、重庆的南开中学，每当他谈起曾经就读过的学校和跟随过的老师，都充满了感情。我去南方出差，他都嘱我一定去找找汉中的北师大附中的旧址和参观重庆的南开中学，还送给我他写的回忆汉中北师大附中生活的散文《烛》。20世纪50年代初，他成了西北大学的教师，更是全身心地投入，七十年如一日。

早在70年代初的大学时代，我就听过张先生的课，考入研究生之后，更得到其系统的教诲。记得研究生刚刚恢复招生时，每个专业学生都不多，但张先生上课，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第一学期，张先生为我们开了古希腊哲学》，记得是十月的一天，天气特别晴朗，刚刚吃过早饭不久，先生便已来到教室，只见他身着朴素的蓝布制服，清癯的面容，颇有学者风度。他拿出几页稿纸放在桌上，然而并不看，就开始讲起来。那次讲的是《巴门尼德篇》，柏拉图“相”（理念世界）的范畴，他讲得细致入微。秋日的阳光从窗子斜照进来，房间里暖融融的，我们随着先生的思路，完全沉浸在抽象的思辨当中，虽然有些内容当时还不能充分理解，但却感受到知识的滋养。可以说，正是怀着对“理念”探索的渴望，先生把我引入思想史研究的正途。课后，张先生从提包中拿出一沓已经发黄的稿纸让我们看，那是他在北大上学时读柏拉图的笔记，浅红格子的稿纸上，淡淡的蓝色字迹，显得古朴好看。可以想象，经历了十年浩劫，这些笔记保存下来是多不易。

那时候，张先生也经常给本科生上课。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中文77级上的《中国思想史》。那是在生物楼的大阶梯教室，里面坐得满满当当，他讲《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让大家忍俊不禁。若干年前，我遇到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当年中文77级同学，他说，“张先生的才学与风度，对我们后来的几十年都有着深刻影响”。

上课，或许是一件普通的小事，它却给我留下四十年不灭的印象。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影响到自己，把授课这件“小事”，用较大的力气来做。尽管在当今学术评价体系中，这是不太“划算”的事情。十几年前我访学德国，有一个学期在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与一位德国教授共同开设“中西哲学”研讨班，虽然只有八九个学生，但他们对“中国教授”的讲课留下“很深的印象”，听到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完全是先生对我言传身教的结果。

关于教学，张先生曾经说过，“大学的教学工作以及教师和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学相长，是人文学术研究永不枯竭的源泉之一。可惜，现在综合大学的文科骨干教师有不少人没有充分时间去做自己的本职工作，需要给他们以时间和空间”。这些话应该引起重视。在张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我后来（1993年起）在西北大学试验给各学科（文理工）研究生开设全校公共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这在全国综合类大学中是首例，受到国家学位办的表扬，也给学校带来了良好的声誉。

 80年代以后，张先生先后担任了一系列行政职务，由系主任、副校长至校长、名誉校长，但他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直到现在，仍带研究生和博士后。因此，他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张先生曾提出儒学的实质是“人学”的判断，而教育事业在张先生眼里，也是人学。作为教育家，张先生的教育理念始终围绕着人，有如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高校以人才为“产品”，因而教学和教材建设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在张先生眼里，教学非但不是与科研对立的工作，而且是有很大的相辅相成作用。他本人在80以上高龄时，仍然给硕士生上课，给本科生开设讲座。他把教学看成一种艺术，讲求一种境界。

张先生重视教学的另一个表现，是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在他的著作中，教材有独特的地位，例如《中国思想史》作为教材，就有70万字的全本和30万字的简本，以适应不同的对象，而简本并不是简单的缩写。张先生认为，教材是建立在科研基础上、反映编者学术心得的教学用书，要做到“简而不陋，论而不繁”，实属不易。他经常呼吁高校教师关注教材的编写。

第二，强调人文素质在高等院校中的重要性。从育人的角度，张先生非常强调人文学科的教育。不论是综合性院校，还是理工医农类院校，都要培养具有人文关怀意识的知识分子与科学家，这是张先生多年不变的教育理念。他90年代以后在清华期间，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全国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 

 第三，在学生和青年教师培养中重科学素质，轻机械考核。在如何评价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水平和研究生培养成果的问题上，张先生一贯反对简单用论文篇数和刊物层级作为衡量标准。陕西和江苏人民出版社都出版过《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对研究生培养的用心所在。人的素质，是科学素质的基础，而科学素质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

 1996年，张先生从校长职务退下来之后，担任了名誉校长，同时清华大学聘请他为“双聘教授”。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继续担任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同时在清华和北京的一些高校作学术报告，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普及宣传。同时，他也撰写和主编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包括《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九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乐此不疲集——张岂之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学习出版社 , 2012年），《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33卷 长春出版社2016年），《春鸟集增订本》（陕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不舍集》（陕西师大出版社，2018年），《宋明理学史修订本》（上、中、下，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经学、理学与关学》（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等。在这些著述中，贯穿着中国思想通史研究的主线，贯穿着对侯外庐学派的继承，也贯穿着张先生对中国思想史教育七十年的理念结晶。

这里还想强调一点，就是侯外庐学派的精神，经过邱汉生先生、张岂之先生得以发扬光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侯外庐先生说，从事史学研究，就像一个石匠和拓荒人，“拓荒何乐？乐在有目标，有知遇，有知己，有成群的同伴”。侯老称自己为“一介书生”，为了理念和真理，锲而不舍，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那便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个伟大的字——“韧”！邱先生和张先生，是这种精神的继承者。正如邱先生诗中所言，“瘦骨尚堪千历劫，我心清似水晶盘”。这是他们精神境界的写照，也是我辈一生追求的目标。

（写于2022年端午节）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