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明

1995年我考入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至今还记得收到方光华老师（时为张先生助手）来信时欣喜若狂的情形。方老师告诉我初试已过，要求寄送一篇论文习作代替复试。那一年报考张先生的人很多，甚至有不少来自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师。而我对自己的初试答卷并不十分满意，当时紧赶慢赶，竟然到最后两分钟才匆匆完成。所以感觉自己应该难以录取，甚至已着手准备毕业留校的各种手续。能够通过考试，实在有点意外。入校后才知道，那一年张先生对大家的考试情况比较满意，向学校申请追加了录取名额。我一直认为，我对应的很可能就是那个追加名额。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图书资料丰富，学术氛围浓厚。思想所拥有以张先生为带头人，以刘宝才教授、龚杰教授、任大援教授等知名学者以及方光华、张运华、谢阳举、梁涛、张茂泽等青年才俊为骨干的研究队伍，师资力量相当雄厚。张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希望我们在博士生阶段得到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在文字训诂、历史文献、逻辑、外语等方面都能打下牢固的基础。我们也在张先生指导下投入到系统的学习中。

张先生强调思想史的学习研究必须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避免从概念到概念、就思想谈思想的抽象演绎。他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理念与研究路径，认为中国思想史首先是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思潮往往集中反映出某一时期社会组织、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要在社会演进视域中把握思想发展的动态历程与前因后果，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张先生要求我们泛观博览，既要通读中国思想史的基础文献，又要熟悉政治、经济、法律、民俗等方面的社会史史料。记得入校不久，我重读《史记》后略有心得，将读书笔记送呈张先生请教。张先生先是指出对社会史了解不深、对学术史整体脉络关注不够等问题，接着又由此引申，饶有兴趣地谈起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经济思想所体现的历史思考、《伯夷列传》对德福关系的思考及其社会生活背景、《天官书》《律书》《历书》所反映的先秦秦汉知识背景。张先生娓娓道来，思路开阔，带领我们在思想史与社会史、知识史之间纵横驰骋，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思想史与社会史、学术史研究相结合、与多学科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了初步体会。

张先生还要求我们重视理论思维的训练。他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演进史。历代思想家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代表性理论成果，具有重道德伦理、重政治哲学、重辩证思维的特点，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文明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理论思维高度。只有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思想史。张先生曾经先后就读于北大、清华哲学系，熊十力、汤用彤、贺麟、任继愈等学术名家的理论素养及其会通中西古今的治学特点深刻地影响了张先生。张先生看到同学们在逻辑归纳、理论思维方面的不足，要求在研读中国哲学经典之外，加深对西方哲学原著的学习，甚至还专门给学生写信，推荐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等著作。在张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很多师兄弟都非常关注理论素养的提高，激发出研读西方哲学著作的热情，甚至自发组织了西方哲学史方面的读书会。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96年秋冬大家一起研读胡塞尔《观念——纯粹现象学的一般性导论》。在参与读书会的过程中，我既收获了理解“意向性”“前见”“悬置”等范畴时的喜悦，也不免感受到徘徊在现象学理论迷宫中的无奈。在张先生所塑造的兼收并蓄、视域融通的学术氛围影响下，思想所师友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视野的展拓，还是研究方法的运用上，都呈现出注重理论思维的特点。

张先生要求我们在思想史学习研究中既要精读基础文献，搜采稀见文献，同时要关注新出文献。他主编的《中国思想史》教材，也在断代各编下开辟“思想史料介绍”专章，为初学者指示门径，引导学生在明辨文献流传演变中把握思想史问题。具体到博士论文的指导，张先生要求我们在确定选题之后，尽可能系统完整地搜集原始资料，并纂次为资料长编。他要求我们力戒凭空议论、过度引申和发挥，强调只有在史料基础上进行归纳分析，才能得出切实可靠的结论。这些指导看似平常，但又是事关研究路径与学风取向的大关节、大根本，张先生希望我们从一开始就能树立笃实严谨的学风，为未来的学术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于当时新出土的郭店简等文献，张先生也要我们密切关注其思想史内涵，并请当时他所指导的博士后、出土文献研究专家廖名春教授为我们介绍出土文献研究的最新动态。这些学术活动，使得我们对出土文献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大大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

张先生还强调思想史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学术创新问题。他在谈话中说道，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握好现实世界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有强烈关怀与深入思考。我们对今天的现实世界认识得越深，对古代就理解得越透。从现实出发去研究古代，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华古代文明穿越时空的宝贵价值。从历史上看，中华传统文化正是在回应不同时代现实要求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与创新的。今天我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必须具备现实关怀与创新精神，在深刻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转化为与我们时代相衔接的思想文化。他告诫我们不能为古而古，而要融通古今，在传承、创新、发展六个字上下功夫。张先生回顾总结治学与研究生培养工作，提出了兼和、守正和日新的理念，其中的“日新”，便是倡导学习研究过程中要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这也是张先生的一贯要求。

几年前，在《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发行仪式上我深有感触地说过，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特出之才，他们思想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思维敏锐，见识卓越，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找准社会的问题，引领学术的方向。同时，他们具有超凡的人格魅力。在他们身边聚集了一批学者，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交流与合作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与方法，形成了引领前沿、开拓进取、日新不已的学术共同体。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特出人物。数十年来，张先生以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为基地与依托，在致力于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群体，为中国的学术与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成为这个学术群体中的一员，在学习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关键阶段， 得到张先生多方面的指点。先生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对我的学术观念和研究取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