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茂泽 

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滋养了成千上万的思想史爱好者，他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历史十五讲》等多种著作被外译为英、法、韩等多种文字，影响世界。他从事教学工作70年，培养了中国思想史专业硕士生以上高级专门人才数百名。他带头从事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几十年，多次做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孔子和孟子等儒学思想的学术报告，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和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生活结合，紧扣时代脉搏，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如小草之绿大地、护大树，忘我奉献，乐此不疲，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华文明发展繁荣服务，富有鲜明时代特征，是张岂之治学育人的特点。这里仅就其儒学思想史教学和研究作一简介。

在张岂之看来，儒学是人学，儒学的人学思想从理论上彰显了人的社会性和文明性。

儒学是人学，是研究人成为人、现实的人成为理想的人的学问，包括天人合一的仁义道德世界观、人性修养论、文明教化论等内容。关于儒学的人学性质，张岂之撰写《论儒学“人学”思想体系》一文，进行了专门论述。他提出，从儒学形成看，儒学即人学。作为儒学创立者，孔子以人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在中国思想史上系统论述了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完善、人的道德、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人的问题，建构了人本的思想体系。从社会史角度看，儒学正是汉族形成时期创造的思想文化体系。儒学最初提出“人格”观念，后来演变为“国格”观念，提倡敬老养老、救济孤独残废、勤劳勇敢等美德，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孔子解释“仁”即“爱人”，这一解释的特点是：仁不是祖先神崇拜的出发点，而以人的理性为基点；不是以氏族群体为出发点，而是以个人修身为起点；不是以维护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为出发点，而是力求照顾到人际双方的利益为基点。这反映了儒学既根源于华夏文明史成就，有宗法社会特点，但其人学思想的理论意义，又超越了特定的时代。比如，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说明人能发现和阐明真理；在真理与人之间，人是认识的主体。这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同样的。再如，孔子强调，人们做道德高尚的人，要靠自身修养，从我做起。他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他将自我修养看成治国平天下的起点，把治国平天下作为道德修养的目标。这种从我做起的道德修养论，成为儒家人学的思想核心。在儒学思想史上，这个核心始终没有变化。还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照他本义，如果义利统一，则利可取；要是丢掉义只顾利，那是不为的。总之，人的一切言行都要遵照道义规范，不能任其所为。这种观点提高了人的价值，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

孔、孟、荀等儒家学者赋予文明以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的新内涵，这是我国思想文化的巨大创造，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史进程。早期儒学提出文野之分，区分文明和野蛮，提倡文明，反对野蛮；提出文质彬彬的修养理论，要求内在修养和外表礼仪有机统一；提出和而不同等命题、中庸之道等概念——这些都是新时代有积极价值的精神财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既需要近代契约精神、法律制度，也需要儒学提倡的人性自觉、道德约束，需要相应的文明教化，需要有道德的人。以文明为主轴的人学，可以继承而且应当继承；特别是其中关于文明的理性培养精神，种种理论思维成绩，可以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文明等提供历史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道德理想人格、道德修养、道德教化等理论，比较全面深刻，经过几千年的长期道德实践，经受住了历史检验，值得今人珍惜。这比只是单纯树立先进人物榜样，有更加深厚的历史土壤和理论说服力、人格感染力。

儒家文明的理论思维，在孝亲敬老上有集中体现。既不局限于宗法血缘限制，也不纠结于“孝”的礼仪形式，而是努力追溯“孝”德的理性基础，即仁义道德。儒家认为仁义道德是人性的核心内涵，也是人和其他动物的相异点。孔子、孟子还将仁义道德的心理表现，简明概括为“仁者爱人”，凝练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醒目指点给人看，让人反思、提高。儒学的文明观要求人们生产生活中，始终都要有一颗仁爱心。孝亲敬老只是仁爱心在对待家人长辈处的表现，这些在今天依然很有积极意义。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