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性演变及中国应对
◇陈伟光 钟华明
一般而言,国际金融体系特指国际货币及其支付系统,广义上国际金融体系可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机构与组织的运行和治理体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二战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基础。进入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以来,浮动汇率制被合法化,多种汇率制度和储备货币并存,各类国际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特别是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冲击下,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快速演变,呈现过度金融化、体系碎片化和行为政治化特征。厘清这“三化”的表现形式和后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金融体系演变的趋势以及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作用和担当。
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特征
第一,过度金融化。国际金融体系助推经济过度金融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后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伴随着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和深化。依据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及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金融化从本质上讲仍然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过程中竞争领域和形式持续扩展的结果,归根结底,金融化现象的出现来自金融资本势力扩张。美国是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推手,也是全球金融不稳定和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制造者。过度金融化催生了次贷危机的爆发,为了应对危机缓和经济衰退,美联储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涨。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谓变本加厉,美国超级扩张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全球的流动性过剩,推高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负债水平和金融不稳定性。而一旦美国国内经济复苏导致通胀率上涨,美联储就会开始转向收缩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的持续收紧又会给外围国家造成新的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