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江

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佛教逐渐融入中国社会，开启了其中国化历程，其中僧伽社会身份的变迁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变量因素。许理和曾指出：“在整个中国文化中，佛教一直是一个或多或少处于边缘地位的现象。”这就决定了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命题：佛教需要适应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及时代变化，调整、建构符合中国文化习惯的组织模式、知识体系等，以维系自身传承与发展。按照不同时期国家赋予僧伽的社会角色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也即从僧伽社会身份变迁角度审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笔者以为分为以下四个时期较为合理：南北朝到北宋的“选举取士”阶段；南宋、元、明时期的“庶人之在官者”阶段；明末到民初的“游惰之民”阶段；百年以来的“现代公民”阶段。

“选举取士”阶段

南北朝到北宋的“选举取士”，即行童经科选或荐举而出家为沙弥，再受戒为僧，其社会身份相当于士人。《汉书》：“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士是古代社会贵族和庶民阶层的连接点，庶民之优秀者，可通过科举上升为士。作为低级贵族，“士食田”而脱离体力劳动，其职能就是“学”：培养内在道德品质、外在高尚举止（礼）及文学造诣，以教化民众、服务贵族，维持人道纲常。佛教戒律及丛林清规相当于礼，对涅槃的追求与儒家道德品质的修养基本一致，佛教之诵读经典及讲经说法，也都需要很高的文学造诣。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士”是僧伽开展各种活动最为合适的社会身份。如蕙庭1929年在一篇文章中说：“教育也，士人之责任也。士农工商，各事其事，分工合作，互相资助，此国之所由成也。僧伽者，士人之一也。”士既然不事生产而专心治学，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数肯定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有“选举取士”制度。僧伽也不例外。胜济认为：“隋唐佛教之所以目为黄金时代者……当时政府对于僧伽考试制度之严格，亦为其要因也。”唐宋流行的试经度僧，要求僧伽背诵佛经三五百纸，其实是一种“科选”制度，后唐曾立“试僧科”，北宋太平兴国元年“诏僧尼复‘试经科’”。“科”即科选以取士，佛门的试经科与儒家的明经科、进士科、博学鸿词科及明法科、明字科等性质是一样的。从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来看，南北朝到北宋时期的僧人出家，其实是国家通过考试特定科目，选取庶民进入士人阶层，以承担传承文化、教化百姓等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