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自宋代起源，本无所谓“雅俗”之分。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卷十中指出：“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及至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出于改革的立场将传统的小说定义为“通俗小说”以彰显自己之“新”，从此以后文学便有了“雅俗”之分，而通俗文学和“知识精英文学”也作为两股相互纠缠的力量并存于文坛。著名通俗文学研究者范伯群曾提出“两个翅膀论”，将中国现代文学比作一架飞机，通俗文学和“知识精英文学”就如同中国文学的两个翅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明确指出 “新文学是来自西方的”，通俗文学则更多的是传统文学的延续，两者各有其读者群体、具有迥异的文学形态和美学风格，也因此各有独特的存在价值。

通俗文学继承了来自传统文学的诸多元素。中国传统小说源自宋代话本，话本即“说话人”的底本，“说话”是说书人占有绝对主动性且非常注重听众情感体验的艺术创造活动，在说书过程中，说书人往往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有能力知道任何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和隐藏于其中的秘密。这种手法运用于后世的小说文本之中也就是托多洛夫所说的 “叙述者>人物”，从宋代到明清的绝大多数小说均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对事件进行讲述，实际上就是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说书人”的角色。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情形有了变化。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变迁》中指出，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报纸和杂志的出版，文学的传播开始从“口头”转向“书面”，开始有一些作者（更多的是新文学作家）意识到，“说书人的口吻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连贯性叙述也不再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了，同样，小说也不一定非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不可了”，于是小说的写法开始有了多向度的选择，作家纷纷进行各种写作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通俗文学作家因为本身是一群对传统文化具有深厚根基的知识分子，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样的叙述方式延续了下来。传统说书艺术不仅带给通俗作家“说书人”这样一个叙述者的角色，在使用技巧上，作家也非常注重对于读者的吸引，相比较“知识精英”作家追求文字的“启蒙性”，通俗文学作家显然更注重文本的情节是否能够引人入胜，他们通常用传统的线性时间顺序讲述跌宕起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