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超  王奎

新世纪以来，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地震、台风、极端气象诱发的水旱灾、滑坡、泥石流、海啸、寒潮冰冻等自然灾害刺激着人们敏感神经的同时，也引发了文学创作者的关注，并由此产出了一大批“抗灾文艺”作品。常言道，“天灾不由人，抗灾不由天”。灾害虽无法避免，但抗灾却彰显了人类强大的主观能动性。新世纪以来的“抗灾文艺”创作获得了一种文化自觉。其中，“抗灾文学”作为一种重要文艺现象，是从“灾害中的文学”这一维度的独特观照，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文学中的灾害”的“新质”。这既体现于抗灾文学的多元化书写特质，又体现于书写背后的多层面意义表达，更体现于新时代对“抗灾文学”自身的多向度思考，使新世纪“抗灾文学”拥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多元化书写主要表现在创作者身份、文学表现形式和内容上的多元化。以2008年“5·12”汶川地震为例，灾后诞生大量文学作品。就创作者而言，当“不创作的痛苦超过了创作的痛苦”时，人们有了创作的条件和追求——受灾群众，抗灾救灾一线的医护人员、人民子弟兵、志愿者，关注灾情的文学爱好者与职业作家——他们有的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生产者，但却是“美”的体验者和评价者。就表现形式而言，诗歌成为彼时最受欢迎且产量最大的文学形式，仅正式出版的就有《汶川大地震诗钞》《五月的殇咏》《瓦砾上的诗》等多部诗集。报告文学则以纪实的笔触真实再现了抗震救灾中一幕幕感人肺腑的画面，如徐剑的《遍地英雄》、陈歆耕的《废墟上的觉醒》、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张蜀梅的《生死一线》等。至于小说，短、中、长篇纷纷亮相，涌现出关仁山的《重生》、歌兑的《坼裂》、李先钺的《我前面桃花开放》、秦岭的《透明的废墟》等佳作。在戏剧方面，话剧、小品、歌剧等均有产出，出现了《零点行动》《坚守》《生·活》《在掩埋下雄起》《英雄战士》等优秀作品。就表现内容而言，有对受灾个体坚毅自救、顽强求生的慨叹，有对遍地英雄、无私奉献的救灾者的礼赞，有对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的歌咏，也有对大灾之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省思，等等。2018年，在“5·12”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有关这场地震灾害的文学叙写又一次掀起高潮。曾经的幸存者和奋战一线的援助者再一次用文学之手抚触了这场人间灾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业已成名的专业作家，尤其是四川籍作家，创作出多部长篇力作，在艺术审美上达到了相当高度，如阿来的《云中记》、李西闽的《我们为什么要呼救》、毛国聪的《镜子背后的女人》等。这些十年之后出版的作品看似不属于“灾害中的文学”，但读者依然能从他们饱蘸血泪的文字中，看到生者的隐痛与抗争，听到逝者的遗恨与悲鸣。同时，以《阿来研究》为代表的专业学术刊物也曾集中对关涉汶川地震的作品展开专题讨论，这无疑是加深“抗灾文学”研究学理化和系统化的有益探索。

多元化的抗灾书写有着多层面的意义表达。相较以往，新世纪“抗灾文学”在意义层面有着更为深广的探索。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个体是渺小、脆弱的，但是顽强的求生本能及其凸显的生命意识却是伟大的。对于国家与民族而言，大灾是对其凝聚力与行动力的考验，举国上下，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演绎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见证了一个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抗灾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灾害的一种科普，能够更新人们对灾害的认知，并展现出“人兮定胜天”向“人定兮胜天”的抗灾观念的转变。新的观念也改变了人们对灾害的认知方式和应对策略。如果说过去的“抗灾文学”是广义“伤痕文学”的一种延续，那么新世纪“抗灾文学”则突破了“伤痕”的表象诉说，强调“向前看”的正大题旨，且关注并正视受灾群体的精神创伤，显现出“抗灾文学”的治疗功用。如果说过去的“抗灾文学”谱写的是英雄颂歌，那么新世纪“抗灾文学”则更加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反思。如果说过去的“抗灾文学”着力宣扬与“天命”抗争中人之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那么新世纪“抗灾文学”则更加注重在科学与理性中探索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许多新的论题在灾害的现实遭遇下得到作家与研究者的重新审视，“抗灾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于此显现。

新世纪“抗灾文学”多层面的意义表达，流露出人们对“抗灾文学”的多向度思考。从文学角度来看，“抗灾文学”的出现有助于拓展以往文学伦理学研究的新空间。在以往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抗灾文学”文本内部营构的极端生存场景，使其中的伦理叙事备受关注，但文本之外的文学伦理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正面、深刻的探讨。作家如何更加合理地进行灾害叙事？在“抗灾文学”追求现实功用却忽视艺术审美价值时，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如何在复杂的灾后情感网络与纯粹的艺术准则之间进行伦理选择与价值判断？在文化资源纳入商品市场后，作为灾害的书写者，作家的艺术想象与悲剧营构是否也成为某种意义的“文化消费品”？这些虽是审视新世纪“抗灾文学”时发现的问题，但探讨此类问题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从某种程度上看，作为文学现象的“抗灾文学”“抗疫文学”与“抗贫文学”，在生成、发展上具有内在的相似之处，皆在国家民族崛起的宏大叙事与文化建构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灾害、疫情与贫困终究会过去，那么，如何在此之后继续书写，如何在认知历史、作用现实、探索未来等多个向度延伸拓展，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未来进一步探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34—1949）”（16&ZDA18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