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超  王奎

新世纪以来，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地震、台风、极端气象诱发的水旱灾、滑坡、泥石流、海啸、寒潮冰冻等自然灾害刺激着人们敏感神经的同时，也引发了文学创作者的关注，并由此产出了一大批“抗灾文艺”作品。常言道，“天灾不由人，抗灾不由天”。灾害虽无法避免，但抗灾却彰显了人类强大的主观能动性。新世纪以来的“抗灾文艺”创作获得了一种文化自觉。其中，“抗灾文学”作为一种重要文艺现象，是从“灾害中的文学”这一维度的独特观照，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文学中的灾害”的“新质”。这既体现于抗灾文学的多元化书写特质，又体现于书写背后的多层面意义表达，更体现于新时代对“抗灾文学”自身的多向度思考，使新世纪“抗灾文学”拥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多元化书写主要表现在创作者身份、文学表现形式和内容上的多元化。以2008年“5·12”汶川地震为例，灾后诞生大量文学作品。就创作者而言，当“不创作的痛苦超过了创作的痛苦”时，人们有了创作的条件和追求——受灾群众，抗灾救灾一线的医护人员、人民子弟兵、志愿者，关注灾情的文学爱好者与职业作家——他们有的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生产者，但却是“美”的体验者和评价者。就表现形式而言，诗歌成为彼时最受欢迎且产量最大的文学形式，仅正式出版的就有《汶川大地震诗钞》《五月的殇咏》《瓦砾上的诗》等多部诗集。报告文学则以纪实的笔触真实再现了抗震救灾中一幕幕感人肺腑的画面，如徐剑的《遍地英雄》、陈歆耕的《废墟上的觉醒》、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张蜀梅的《生死一线》等。至于小说，短、中、长篇纷纷亮相，涌现出关仁山的《重生》、歌兑的《坼裂》、李先钺的《我前面桃花开放》、秦岭的《透明的废墟》等佳作。在戏剧方面，话剧、小品、歌剧等均有产出，出现了《零点行动》《坚守》《生·活》《在掩埋下雄起》《英雄战士》等优秀作品。就表现内容而言，有对受灾个体坚毅自救、顽强求生的慨叹，有对遍地英雄、无私奉献的救灾者的礼赞，有对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的歌咏，也有对大灾之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省思，等等。2018年，在“5·12”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有关这场地震灾害的文学叙写又一次掀起高潮。曾经的幸存者和奋战一线的援助者再一次用文学之手抚触了这场人间灾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业已成名的专业作家，尤其是四川籍作家，创作出多部长篇力作，在艺术审美上达到了相当高度，如阿来的《云中记》、李西闽的《我们为什么要呼救》、毛国聪的《镜子背后的女人》等。这些十年之后出版的作品看似不属于“灾害中的文学”，但读者依然能从他们饱蘸血泪的文字中，看到生者的隐痛与抗争，听到逝者的遗恨与悲鸣。同时，以《阿来研究》为代表的专业学术刊物也曾集中对关涉汶川地震的作品展开专题讨论，这无疑是加深“抗灾文学”研究学理化和系统化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