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岳添

1985年12月，我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文学社会学班进修，导师雅克·莱纳特是文学社会学家，他选定的教材是当年刚刚出版的皮埃尔·V.齐马（Pierre V. Zima）的《社会学批评指南》。我在国内学习的主要是社会学批评，也就是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斯塔尔夫人的《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直至从卢卡契到加洛蒂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因此认为评论文学作品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在内心里始终把社会学批评视为文学批评的“正统”。

20世纪初源自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批评，注重作者的童年经历和人格发展，既不涉及语言结构，又忽略社会环境，过分强调了人的潜意识和性欲本能；结构主义批评注重语言和符号，力图成为解释世界的模式，它的各种流派标新立异、众说纷纭，充满了晦涩难懂的术语，但都未超出文本的范畴。这两种批评都不如社会学批评那样条理清晰和通俗易懂。但是，社会学批评也有一个缺陷：它的各个流派虽然都言之成理，却都不涉及作品文本的语义、句法和叙述结构，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初它在与新批评派的论战中，面对气势逼人的结构主义学派显得力不从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