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大卫·麦克莱伦教授！他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马克思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有特别独到的见地。这次他关注的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观察和分析，尤其是在马克思晚年时期，资本主义正发生着比较深刻的变化，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所以后来如何解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和构建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模式，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比较关注的，包括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等。这次他从生态文明角度做出了非常好的阐释，尤其是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都是生态文明问题，现在中美关系中最大可能的合作空间，好像也是生态危机及其消除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非常了不起，非常感谢他。不过也非常遗憾，这次他不能亲自来到北京会议现场，我们期盼着疫情好一些以后，他能够来到中国。

以上我们今天下午的发言基本上就结束了，本来会议安排赵敦华老师有一个评议，结果他因为要出差，要求我替他说几句，我也替不了。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谈一点感想。

刚才，郭湛老师在上一组有一个表述，他说一定要非常专业的人才能这么安排，我发现现在我们这组的安排也是非常专业的。为什么？我们这组逻辑很明显，我现在看懂了三个组的逻辑。第一组基本上是比较宏观的大历史观，世界历史背景中间的现代化问题，大家做了非常宏大的叙事，而且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世界历史理论等来讲中国问题。这样就给我们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世界视野，还有非常雄厚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及世界发展的实践背景。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一组特别有意思，进入到了现代化中间的很多细节问题。比如说哲学的现代化，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哲学在中国的现代化，也很难真正有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我自己作为马哲出身，始终记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中国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如果再往前回溯矛盾论、实践论等等，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这种哲学支撑就显示出了思想的力量。

接下来，万俊人老师讨论了现代化的多元镜鉴，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2001年到美国和加拿大访问以后，感受到现代化其实是极度多元的，而且它实际面临着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双重夹击，内部又有着深层的矛盾，所以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现代化的“围城”及其超越》，还真是需要借助于多种视角来看现代化。

赵汀阳研究员讲的智慧民主，我是非常欣赏的，回头我要向赵老师讨教。我现在研究国家治理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怎么样把社会秩序搞得更好，怎么样来实现。你说民主不是一个价值，我倒不太赞成，但是你说民主需要有技巧和艺术或者程序，我是非常赞成的。搞好了，就是一个价值；搞不好，就是坏价值。我觉得这个事情还真是需要回头认真琢磨。

艾四林教授多重角度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后来袁祖社教授、臧峰宇教授，包括大卫·麦克莱伦谈到的这些问题。从大家谈的里边，我想到了几个与现代化相关的问题，甚至联系到上一组讨论的内容。

第一是现代化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首先发生在西方，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件事情需要我们作深度分析。为什么中国曾经在历史上有过辉煌，但是到近代以来就衰败，而且衰败得如此惨？现代化的本来含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非议？实际上，它是人类文明进步，但又是一个多面体。我曾经用过一个概念叫“现代化的价值二重性”甚至“多重性”，它一方面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到底什么叫现代化？我曾经把它概括为“六化”，即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民主化、法制化等，但还不够，实际上我后来说恐怕再有“七化”“八化”都是可以概括的。

第二是为什么现代化会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它在人类文明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也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不管是从马克思角度来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批判，还是前现代主义批判，都需要澄清这样一个现代化。现代化与全球化是什么关系？我说现代化就是全球化的早期，全球化就是现代化全球性的扩展，但是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拓展，它其实带来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不同命运，其中我觉得最突出的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化所存留的问题，就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其他很多国家被殖民剥削为代价。

从当年发现北美新大陆，到后来的航海贸易、奴隶贸易、商品贸易，带来了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把现代化本身搞清楚，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讨论后续的问题。后续什么问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近代被动了，后来又要去追寻它？我们被现代化打得落花流水，但是现代化又变成了我们的价值目标，这个转换怎么样来实现？这里边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近代心灵的创伤，我觉得研究中国文化的这部分到了近代以后，实际上也存在着很多需要我们来深度反省的，而且我觉得，中国人接触现代化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我们被打开国门，然后就去追寻现代化，但是追寻过程中一直搞不清楚到底应该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到底应该是用中方的制度加上西方的积极影响，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有什么别的需要讨论的重要东西。

所以，一路走过来，我们不知不觉走了一百年，你看毛泽东同志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要搞现代化，但是始终在探索实现现代化的恰当的道路。实际上，我在最近这段党史学习中有一个感觉，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到了1956年，他说我们要寻求“第二次结合”，而且他明确讲我们当时搞革命，就搞了好多年才找到了路。现在，我们搞建设更艰难，实际上就是要找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以后的中国特色建设道路。而且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应该是非常清晰地把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定位为现代化，但是后来因为历史的曲折做不下去了。我们这代人对毛泽东充满敬意，这个历史的曲折是需要我们去解读的，其实就涉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出现了社会非常复杂的状况。毛泽东本来要“以苏为师”，后来就不得不“以苏为戒”。

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真的是全力以赴加入了现代化洪流，而且这个加入是高度自觉的。正如好多老师都谈到了，我们绝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因为西方式的现代化到中国1978年以后，实际上就变成了多样化的道路，实际上原来我们都以为好像历史的发展就是单线的，后来发现其实现代化有多种模式。我曾经梳理为五种模式，比较原初的叫西欧模式，后来有北美模式，接下来有苏东以大一统为标志的苏联模式，然后有了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关于东亚模式，我专门去做过一些调研，当时曾经是东亚奇迹，但是一不留神就变成了东亚危机，而且直到现在这批国家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起来。

多种模式使得各个国家在后发的现代化进程中就有了更多的选择性。有选择的时候必然涉及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经济？原来是计划经济，中国率先走向了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特点恰恰是没有放弃政府的宏观调控。原来讲议会民主，过去有人一直批评中国的权威主义，但是今天上午开幕式好多外国专家来看中国，反而觉得如果执政党始终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利益，这个就很难得，它不是以选民的利益为利益，这一点就显示出来超越性。而且，我们建立了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是新型政党制度。它显示出它的超越性，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总结。

再比如说，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分配方式等问题。我们的现代化现在看来，就是把人类文明几乎所有好的要素整合起来，难得的是居然把它们成功地整合起来了。这里边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各个要素本来是在原有的体系当中发挥作用的，现在进入了新的体系。我们这几十年确实走的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比较艰难的，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才一路走过来的。走到今天，我们在建党100年的时候可以用这样两个概念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新形态”一出来以后，令大家为之一振。当天我第一时间接受媒体的采访，我说这两个概念可是重要得很，为什么？它实际上让我们对百年的历史发展有了概念去清晰地标识它，而且可以说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真实关系。

这次会议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个主题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以上探讨也非常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