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福生

《典论》是曹丕的得意之作，太和四年（230），其子魏明帝曹叡议将“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宋初《典论》亡佚，典论·论文》篇因选入唐李善《文选》得以保存，其后得有“文艺批评初祖”之誉。《典论·论文》首创“文气说”，曹丕以气”评价“建安七子”，其中认为徐干时有齐气”。对此，《文选》注为“齐俗舒缓”，并以《汉书·地理志》所引“齐诗”为申证。此说影响最久。民国时期，许文雨在《文论讲疏》中沿承李善的例证，似将坐实“齐气”及“齐”为“舒缓”之义。然而，争议在清代已经产生，梁章钜、胡绍煐最早提出“逸气”异文。民国时期，范宁又倡“高气”。“齐气”“逸气”及“高气”孰是孰非，遂成《典论·论文》研究一小公案。一百年来，名家专文不绝如缕，然迄未定谳。

多种解释莫衷一是

笔者讨论关乎注解的义理与文献的证据或推定两个层面，集中在何为齐气”内涵、“齐气”是否是“逸气”或高气”等话题。以“齐气”内涵而言，包括齐”指“齐地”的“舒缓”“夸诞”“谐隐”，以及“齐”非“齐地”的“庄肃”“壮采”“齐一”“平平”“俗气”“相当”等多种解释，莫衷一是。以下首先判定异文是非。

《文选》中《论文》讲到徐干与王粲的区别时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关于“齐气”，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汉书·地理志》：“故齐诗曰：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此亦舒缓之体也。”“舒缓”由此成为“齐气”最早的注解。明胡侍《真珠船》著有“齐气”条，“齐气”及其注释开始引发关注。梁章钜、胡绍煐依据《三国志·魏志》注引的“干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提出“逸气”异文。此后，“逸气”的证据陆续增加，刘文典、傅刚等举证有《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傅刚还发现日本天理图书馆古钞本《文选》残卷（观智院本）。以上都是有利于“逸气”的证据。近年，范子烨推理“逸”“齐”韵母相似易混，称“齐气”本是“逸气”之误，主张“逸气”最为坚决。

不过，清儒认为类书多粗制滥造，“初非为经训而作，事出众手，其来历已不可恃”（朱一新语），不可作为校书依据。那么，上述类书对于“逸气”的证据将大打折扣。事实上，多种类书转引，文本亦不一致，难称精审。如曹道衡所言，因今存《三国志》《文选》《艺文类聚》等均未见宋前钞本，仅凭文献，“齐气”“逸气”殊难确断。以下四点不妨先为辨明：第一，“逸气”的产生时间并不比“齐气”早。第二，《文心雕龙》风骨篇所引《典论·论文》作“齐气”也难构成实锤。因现存最早的《文心雕龙》敦煌本残卷并不包括风骨篇，作为证据从时间上不早于其他宋本文献。只是因《典论》亡佚，《文选》作为证据更具相对优势。第三，《文选》中《与吴质书》讲，“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逸气”用来评价刘桢。曹丕论人论文强调个性，其重复以“逸气”评价徐干的可能性较小。第四，《论文》及《与吴质书》中曹丕树立“建安七子”，尤其推重徐干。此由两文中论人之次序可知。

细究之，“逸气”异文抑或与对“齐气”的注解不够圆满有关。至于范宁所提“高气”，从者不多，其所认为“高、齐形似易伪”，并说“逸”也是“高”字形误所致，似缺少直接文献证据。

从三个角度予以梳理

《典论·论文》讨论“文气说”曾以音乐为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至少有三重文化传统与背景。

一是中国文学的音乐传统。人类早期文艺具有诗乐舞一体的特征，所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诗文创作与音乐相为依循，于是诗文中也出现丰富的音乐书写。如琴、瑟、筝、箜篌、琵琶、竽、笛、笳等乐器意象、题材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到《文选》竟专设一类“音乐赋”。

二是魏晋士人流连音乐的风尚。曹操好诗乐，建安十五年（210），建铜雀台作为演出场所，并增设清商署。曹丕等也有同好。《文心雕龙》乐府篇以“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来称赞三曹诗歌的音乐造诣，其他像王粲、阮瑀、阮籍、嵇康等，精通音乐者颇多。

三是魏晋文论产生于乐论，处于音乐思想发展的源流之中。“文气说”继承早期音乐思想，开启以音乐论文的先河，并促使“音律说”的产生。音乐比文学更具独立性。“音乐作为世界的理念似乎有能力在最直接的启示中了解事物的本质。”这种哲学属性决定了音乐理论的成熟要早于文学。

乐论到文论的发展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乐气说”，以声气论乐；二是“文气说”，以音乐结合声气论文；三是“音律说”，以音律论文。“乐气说”的渊源是先秦哲学的元气本体论。音乐的产生受天地阴阳之“气”影响，体现在血气、人声之中。《乐记》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乐者，天地之和也。”“乐气说”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思维。曹丕继承“乐气说”，以声气写乐、论乐，如“哀弦微妙，清气含芳”（《善哉行》）；用“气”来表达音乐的美感，所谓“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文心雕龙》总术篇）。

“文气说”蕴含了文学的音乐审美特征与作家的个性声气特征，体现出汉代以降音乐审美向文学审美的渗透。《论文》讲“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指出二人才性之别。其中“和”“密”都借用了音乐的审美范畴。如《乐记》讲“乐者敦和”，“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曹丕以乐理释文理，引领魏晋以降的论文风尚，影响了此后的刘勰与钟嵘。

“音律说”是早期文论向音乐性的一次复归。沈约《答陆厥书》：“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指出音韵与声曲相辅相成。《文心雕龙》声律篇：“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音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罗根泽指出，“音律是最具体的文气”，而文气是“不可捉摸的音律，不是有规矩可循的音律”。可知从机理到机制，音律、人声以及文气是相通相承的。

音乐的产生、文学的创作都发端于“气”，与血气、人声相联；“文气”既是声音的表现，也有音乐的内蕴；从“乐气说”到“文气说”再到“音律说”，是魏晋以降文论发展的必然。音乐退场，文学与音乐分离，于是产生“文气说”；继而“音律说”产生，并取代音乐成为文学的新伴侣和新规范。

“齐”指《周颂》而非《齐风》

刘文典最早对李善注提出质疑，称其“望文生义，曲为之解耳”，然并未给出正解。后人在此疑窦中多有探索，做出了上述多种解释，只是有些偏离曹丕论文的音乐背景和徐干论学的实际。

“齐气”是曹丕赋予徐干最鲜明的标签，而他最推重徐干的《中论》。《中论》最重要的思想或审美内涵是“中和”。其治学篇：“教以六德，曰：智、仁、圣、义、中、和。……大乐之成，非取乎一音。”艺纪篇：“中和平直，艺之实也。”审大臣篇：“邦家治中和，社稷安以固。”可见，“中和”不仅是“治学立德”，也是“造艺立事”“治国致平”的共通标准与进径。

“中和”与“齐气”是何关系？“中和”是音乐的审美范畴。《中论》受荀子影响最大，恰恰《乐论》反复申辩音乐致“中和”的功用。所谓“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音乐可使君臣上下和敬，父子兄弟和亲，乡里族长和顺。无论征伐、礼制，都不可或缺，所谓“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其中，音乐范畴的“齐”与“中和”对应关系明显。

“齐”应指《周颂》而非《齐风》，李善注径引齐诗有失偏颇。据《乐记》，子赣对师乙说：“赐闻声歌各有宜也”“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声歌”指《诗经》，依次分为“商”“齐”“颂”“大雅”“小雅”“风”六类，显然，此处“齐”指“周嵩”。对照可知，“齐”指“周颂”，是“三代之遗声”。另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观周乐，乐工为之歌齐。”显然，此处“歌齐”即为“周乐”。

总之，《典论·论文》中“齐气”之辨实由注解不确所引起。在早期乐论、文论的发展过程中，“文气说”处于“乐气说”“音律说”之间，其以音乐论文应予重视。在音乐背景中，将徐干的才性特点与曹丕推重的《中论》以及《乐论》《乐记》联系起来，“齐气”并不难解。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重点领域吉剧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