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爱民

从某种意义上说，劳动解放问题成为当代西方批判理论中新的学术生长点。为了理解并介入这些讨论，有必要理清霍耐特40多年来对劳动解放的研究。粗略来看，他先后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决思路，它们分别构成了劳动解放学说的三条不同进路。

进路一：“批判的劳动概念”。在1980年发表的《劳动与工具行为》一文中，霍耐特首次系统反思了马克思劳动解放学说的现实性问题。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劳动解放学说可被区分为两种模式，其中都潜藏着难以解决的困境。一种模式存在于马克思早年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为了澄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是错的，马克思必然要说明一种非异化的劳动方式。然而，这种说明会遭遇两大难题：非异化的劳动方式在普遍的异化劳动状态中何以可能？非异化的劳动方式能够普遍化吗？另一种模式存在于马克思晚年对劳动组织形式的关注。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看到了这种劳动组织形式其实有助于培育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即有组织有纪律的劳动可以提升工人的诸多素质，这些素质能够帮助工人对抗资本的统治。但是，这种劳动解放模式其实假定了工人已经具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只有在此意识基础上，工人才会把新习得的能力转化为反抗活动。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清晰说明批判意识如何先行存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