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回  王昕

唐人普遍的乐府诗体自觉、理论自觉与身份自觉，使其创作转而重辞，体现新变。这种自觉与新变是有机统一的，自觉是新变的前因，新变是自觉的后果，展示了唐人深厚的乐府情结。

乐府诗体自觉

与经典地位确立

汉武帝“乃立乐府”在扩大乐府职能与规模的同时，亦提高了它的文化地位，故班固《汉书》不仅理想化建构乐府，复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歌辞评价，奠定了后世乐府认知的价值基础。自汉哀帝罢乐府后历朝再无乐府”机构，但人们仍习惯性以“乐府”泛称乐署。魏晋以降，文人拟乐府从依曲制词到模拟古辞再到固守题面的赋题，所用之法虽殊，但总体呈现出诗乐分离的发展趋向，遂使本指朝廷乐署的“乐府”一词成了诗体代称。不过，虽然诗乐分离后“乐府”成了诗体，却未因此很快受人重视。唐前以“乐府”称诗体并不普遍，且多他称而罕自指。王通《续诗》选乐府比附《诗》，明确乐府承《诗》而来，赋予乐府诗学以经学地位，但这种比附并未提高乐府的文体地位，乐府仍未成文人追捧效仿的诗歌体式和文学经典。至自觉强烈的乐府诗体意识在唐人著述中频现，“乐府”始有较明晰的诗体概念。这种诗体自觉，是唐人乐府观念变化与乐府诗体地位提升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