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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服务“走出去”:关系范畴及规划走向

◇高皇伟

当今世界,语言服务必须跟上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世界上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不同程度地对语言现代化产生了影响。语言服务是语言现代化发展的支撑力量,也是语言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大变革的时代回应。因此,语言服务不再仅仅是国内服务,而是需要把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并能够立足更高的站位,面向未来世界语言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处理好六大关系范畴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面对世界大变局而提出的,肩负着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使命,是中国智慧的话语表现,为语言服务提供了新机遇和新挑战。“一带一路”拓展了语言服务的范围,改变了语言服务的结构和内容,赋予了语言服务新的目标、功能和范式。反过来,语言服务也影响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李宇明认为语言具有通事和通心的作用。为更好发挥“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的作用和功能,需要处理好国别和区域、内围和外围、需求和供给、在地化和国际化、标准化和多样化、单向性和交互性六大关系范畴。

在国别和区域关系中,需要了解单个国家的语言服务,比较不同国家语言服务的差异性,并在差异分析中探索不同国家语言服务中可能存在的共性及其运行发展规律。在国别的基础上,还要澄清政治、经济、语言、宗教和文化等形塑的各种区域特性。这些区域包括东盟国家、海湾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东北亚经济圈、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汉藏语系、印欧语系等九大语系;东南亚文化圈、欧洲文化圈等。不同类型或同一类型区域与其区域内各国的互动,将可能影响语言服务的价值取向、方式方法、内容领域和治理机制。

内围和外围关系主要关涉“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服务自身的内容和边界,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外围部分。未来语言服务将从内围性走向外围性。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语言翻译等本体内容,还要从多个学科视角将语言与经济、地理、政治、文化等结合起来,发挥经济语言学、地理语言学、政治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在语言服务中的溢出效应。比如语言服务提升地缘政治地位。这是语言服务的价值功能在不同国家和区域对政治对话需求、经济发展需求和文化理解需求的折射。

需求和供给关系是语言服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必须处理的基本关系。只有全面了解对方的语言需求,才能更好地进行供给服务。因此,我们需要统筹短期和长远需求、国内和国际需求、整体和个体需求,协调好政府、市场、企业、学校等各个利益关系,精准施策,时刻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需求的结构、类型和变化趋势,建立语言供需语料库,不断完善语言服务的供需系统。

在地化和国际化关系凸显了语言服务“请进来”“走出去”“走进去”的张力问题。从国际中文教育服务来说,一方面,推进来华留学生中文服务与文化教育平台和机制建设,让更多来华留学生在体验中文教育服务时,参与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国际教育在地化”和“在地教育国际化”的张力中促进城市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落地,需要正确处理中文作为世界公共产品与当地文化的融通问题。中文服务既不能一味在地化,也不能一味国际化。

在推进语言服务“在地化”和“国际化”发展中,为体现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多样化需求,需要构建中国语言服务的标准体系,并立足中国模式,打造“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语言服务范式。在“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建设中,应尊重不同语言和文化风俗,加强彼此的语言自信和文化自信,并将中华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提升中华文化在语言服务中的创造价值,进而增强中文的国际竞争力。

“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语言服务也秉持这种合作理念,具有一定的交互性,而不是单向性。目前,“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中,语言产品开发与应用、中华文化传播与服务、语言人才培养、语言信息与通信平台建设等方面更多还处于单向状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交互性还不够,致使语言服务功能和价值未能真正通心和通事。为此,亟须在洞察双方乃至多方语言需求的基础上,推动“一带一路”语言服务需求侧和供给侧改革与创新,调整和完善语言服务的交互结构,从而创造出交互的新效果。

明确未来规划走向

为加快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构建语言服务“走出去”理论体系和开展高质量的语言服务实践活动,我们需要加强语言服务“走出去”长期规划、国家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智库建设及机制保障的整体设计。

在语言服务“走出去”的战略规划上,需要考虑六大关系范畴,厘清语言服务的理念、目标、原则、内容、结构、评价、治理及环境等要素,同时还要对语言安全等进行风险性评估,并加强语言安全保障。此外,要根据国际或地区性局势的新变化,及时作出战略调整和规划。比如,结合当前国际语言发展新形势,可以规划建立系统的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助力语言治理体系和语言能力现代化。应急语言服务团和志愿者、多语翻译与沟通、跨语言媒体舆情监控、语言咨询和服务信息平台、应急语言软件开发和应用、应急语言术语规范与治理等服务需求,都需要我们系统构建长效的应急语言服务体系,从应急语言服务的战略规划、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及语言服务治理与保障等方面提升语言服务质量。

加大国家对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力度是新时代语言服务事业发展的核心任务。国家对外语言服务人才不同于外语人才,也不同于行业人才,而是在“语言+行业”基础上具备多种核心素养能力的国际型且能够适应本土发展的综合型高质量人才。所以,其人才培养方案不纯粹是一种专业培养,更多的是通识培养,加上某个或某些领域的专业实践。这种培养需要中外联合培养,需要加强语言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互动,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有力结合,需要跨国政策和机制的支持。

语言服务的智库建设可以为语言服务系统的科学运行提供依据,为有效开展各类语言服务实践活动提供指导。目前,中国语言智库联盟、“一带一路”语言文化服务协同创新中心、省域“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研究中心等平台的建立,有助于提升语言服务能力,但由于“一带一路”涉及的范围广,语言服务复杂多样,仍需要整合和协调不同特色的智库,强化智库的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智库的咨政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

语言服务机制是提升语言服务质量的重要支撑和保障,能够帮助应对“一带一路”语言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矛盾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发挥各类语言服务平台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供需机制、竞争机制、发展机制、治理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监督机制等,以合理配置语言资源,协同联动语言服务的各方力量,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9年度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服务的现状、评价及对策研究”(ZDA135-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与社会融合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