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育新  项往

《史记》于600—604年间由遣隋使传入日本。《史记》东渐日本以来，对日本的史学、文学、政治、教育甚至医学、天文学等各领域均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史传文学的代表，其所包含的恩义、忠孝、礼仪等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当然，司马迁栩栩如生的文笔、刚直不阿的处事品格也打动了无数日本人。简言之，《史记》在日本的传播可分为“内容流布—考证注解—面向大众”三个阶段。

文字搭建流布桥梁

7—8世纪，日本人的汉字识解水平和能力出现了质的飞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可以直接阅读汉籍，这为《史记》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史记》中记载的“明君贤臣”是当时日本为政者的榜样，在奈良时代（710—794），《史记》便作为培养官吏的教科书被广泛传阅。从8世纪末的平安时代开始，《史记》甚至成为天皇学习用的教材。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印刷术，可供学生阅读的课本不多，学生需自行抄写，因此留下了许多保存至今的古抄本。这些古抄本保留了《史记》的原貌，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进入镰仓室町时代（1185—1573），五山僧侣是汉籍传播的主体，他们爱读《史记》，并尝试用日语口语来解释《史记》，以便于更多普通民众理解。《英房史记抄》《桃源史记抄》和《幻云史记抄》作为这一时期五山僧侣用口语注解《史记》的代表性作品，流传至今。江户前期，随着活字印刷术的传入，日本学者掀起了以明代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的《史记评林》为底本，对全卷进行训点的研究浪潮。根据发行场所不同，“和刻本《史记评林》”出现了“八尾版”和“红屋版”两个版本。江户中后期，《史记》研究呈现评论与考证并重的特点（杨海峥），涌现出冈白驹的《史记觿》、重野葆光的《史记节解》等大批研究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江户时代的《扁鹊仓公列传》具有极高的医学价值，被列为日本医学必读书。安藤惟寅、猪饲彦博、丹波元简等学者对《扁鹊仓公列传》的研究成果甚至超越了同时期的他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