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桧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满洲源流考》（以下简称《源流考》）撰成，是书共二十卷，分四大类，包括部族、疆域、山川、国俗，细致介绍了我国东北诸族的来龙去脉与生存场域。该书不仅是一部展现东北史地的史料著作，更是契合清朝政治诉求的文本载体，由乾隆上谕即可知，其立足于维护清政府统治，揆诸史籍，为满洲书写出一条脉络清晰的族源谱系，以昭示“得天下之堂堂正正”。本书编修的背后是清朝日臻盛世后政治诉求的转向，在大一统的背景下，清朝统治者需要更宏观的正统资源、更庞杂的施政框体，以保持清政府的长治久安，《源流考》便是应此而生的。

满洲人身份限界的伸缩。努尔哈赤时期，“诸申”用来指称区别于汉人和蒙古人的辽东女真语各部的总称，是一种相对泛化的集体身份意识，且此时的诸申尚未与金朝女真人联系在一起，还未有追溯的迹象。如果说此时诸申边界的“泛化”是多部族并立混杂历史景象的映射，那么这种相对模糊的身份族属认知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情况在皇太极时期发生了转变，天聪九年（1635）十月开始禁用诸申，皇太极认为建州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诸申，开始使用“满洲”作为本族的称谓，《清太宗实录》载：“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皇太极时期完成了由汗至皇帝身份的转变，诸申之称的弥漫与皇室部族的独尊性自然是格格不入的，于是“诸申”被废止，“满洲”之名兴起。至乾隆朝，清前期的苦心经营至此已颇有收获，乾隆不必再为建州女真继续赋予更多的“特殊性”，盛世当下，其更需要一个庞大的身份族属来涵盖治下之民。于是，他推翻了皇太极的辞令，重释诸申，将诸申嫁接至肃慎之上，并明确满洲为部族名而非地名，“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对乾隆此举，姚大力在《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变迁》中认为，这是向全体满洲人揭示其共同的历史根源性之所在，从而赋予该共同体以一种“共同血统”的意识。也就是说，乾隆试图消弭族属身份的差异，扩容族群认知边界，通过“做加法”的方式延展统治基础，从而达至真正的混同一家。一言以蔽之，《源流考》是乾隆朝试图重释满洲族群边界这一政治诉求的时代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