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族源记忆与东北史地观
◇王耘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大学士阿桂、于敏中,侍郎和珅、董诰奉旨修撰《满洲源流考》(以下简称《源流考》)。在开篇的乾隆上谕中,清楚地叙述了此书的撰修宗旨是详细考辨满洲族源,将历史上女真完颜所建的金朝与满洲相关联,进而将东北地区生活过的肃慎—靺鞨—完颜—建州形塑成传续关系,为清朝统治提供合理合法的时空序列。
虽然追溯满洲源流是此书的编写初衷,但主述部族的内容只有7卷,占全书的1/3,其余皆为疆域、山川和国俗。书成后也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次序排在主述京师的《日下旧闻考》和清代陪都的《热河志》之后。这表明大东北地区有了钦定的形象,并以此为标准昭示天下。乾隆五十四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直接指出此书对东北史地记述“可传千古之信,非诸家地志影响附会者所能拟也”。可见,名为族源考订的这部书在当时就已被认定成东北史地研究的重要范本。
近代以来,学者对《源流考》的研究主要有史地考证、满洲形成和清代国家政治建构三个主题。致力于史地视角的研究者主要关注具体地理位置的考辨,以此评判文本的史地价值。如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认为此书“非藉考以显满洲之真,实借考以混建州之迹”“不值读史书考地理者一哂矣”。滕绍箴《明代奴儿干都司女真诸卫研究概述与探索》在讨论明代奴儿干都司有关卫、所问题时,认为此书编纂者抱有诸卫、所“与明边界相去绝远”等偏见,但在具体卫、所的考察中,还是能够运用民族语言为后世研究者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