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涛

在《满洲源流考》（以下简称《源流考》）中，从乾隆上谕可明确看出，清朝统治者试图接续金朝正朔，重塑东北的民族源流脉络与政治体统。这一政治举措与此前的北方各族政权攀附华夏的行为截然不同，虽意在提升族群凝聚力，加强皇权专制统治，但客观上清朝自树正统不仅淡化了夷狄之见，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历史印记。

北方各族政权并非像中原王朝如序列一样接替出现，也没有形成类似汉族政权那样单线演进的正统继承模式。胡鸿《草原政权的“正统观念”与历史记忆——以北族记忆中的匈奴为例》认为，北方各族政权在解释政权合法性时更多是依靠征服，通过获得盟主的地位而阐释天命之所归。显然这与华夏文明在构建合法性的取径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北方诸族南下之后，亟待解决面向中原的正统问题。

为此，自十六国北朝始，南下建立政权的北族王朝在建构族源、拟制正统之时，纷纷选择“攀附华夏”来推动入主中原后意识形态的构建与诠释。如匈奴对夏后氏的攀附，鲜卑对黄帝与帝喾的攀附，氐对有扈氏的攀附，羌对有虞氏的攀附。这种被王明珂归结为“英雄徙边记”的叙事模式对这些政权合法性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开启了北族入主中原后的华夏认同之路，甚至还影响了边疆民族的族际认知与政治认同。张军《祖源攀附与十六国北朝时期意识形态建构》也认为，拓跋鲜卑将自己的历史与以往在华夏边缘的诸夷区别开来，申述族源历史的同时，也有意改变族群边界，促使认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