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公共治理变革的分析，应始于大国转型过程中的高速增长，这一起点影响了整个改革过程中三对主要矛盾：资本积累同社会分配间的张力；统一决策同地方多样性间的冲突；封闭管理同开放社会的矛盾。因此，未来的公共治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将被赋予变革的意义，即指向结构调整的改革。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理顺政府体系内部的制度化联系，还要深化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化联系，更要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制度化联系。

1.资源约束与推进次序。系统改革并非同步推进的改革，由于改革资源和承受力约束性，改革会有次序。良性的改革次序意味着每项改革的推进将有利于下一个改革推进，而不是相反。

2.领域分化与自主逻辑。系统改革并非只有一个目标，而是不同领域存在不同目标且具有各自逻辑。在经济领域，核心目标是市场化，即向成熟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公共领域，核心目标是法治，即让法律成为治理之“道”，违法受到惩罚，违诺（公共承诺）受到问责。在社会领域，核心目标是稳定，这包括一系列紧密关联的制度设计：人民享有与增长相匹配、可以保障的“有尊严生活的所得”；个体对他人所得没有“不能容忍的不满意”；如有不满，有制度化渠道可疏通。